鲁院听课笔记011

胡平：作家的眼光与作品的成色

3月21日，胡平先生授课的题目是《长篇小说创作问题》。

胡平先生是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和作家。他曾长期在鲁迅文学院担任领导职务，鲁院的先生们都习惯称他为“胡院长”。

2010年7月，云南省作家协会召开青创会，我有幸聆听过胡平先生给青年作家们授课，更早一些时候，我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维和英雄》在中国作协召开研讨会，胡平先生作过很重要的发言。

胡平先生着力阐述了长篇小说主题的问题，他引用铁凝女士的表达：“小说的主题并非小说的思想，而是小说思想的表情”。这话说得很有意思。胡平指出，长篇小说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一些视角：

政治视角，代表作如《金光大道》、《艳阳天》，昆德拉的《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等作品也包含大量的政治视角；

社会视角，如一段时间社会上非常流行的所谓“官场”小说等等；

伦理视角，如《廊桥遗梦》；

人性和人情的视角，如《索菲的选择》——这是一个基础的文学主题；

生命意识的视角，如《老人与海》、《热爱生命》、《静静的顿河》等。

此外还可以有儿童视角、宗教视角、文化视角等等……

胡平先生反复强调的是作家的“眼光”。

就我的理解，所谓作家的眼光，就是作家“看世界”和“看文字”的角度和能力。和我上一篇听课笔记里表达的意思差不多——以战争文学作品为例，作者如果以“政委”或“军长”、“师长”的眼光来看战争，他看到的只能是“输赢”，这决定了他的作品只能停留在政治顶多是社会这个层面，而作者如果是以战争的卷入者和反思者的眼光来看战争，他看到的很可能就是灾难和巨大的悲悯。

我更愿意使用“情怀”这个词来代替胡平先生使用的“主题”。

“情怀”指的是作家对写作的基本态度，是对“事实”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认同，是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感同身受。

“情怀”决定了作家的“眼光”，如果一个写作者跟着政治的指挥棒转，跟着社会的风向标转，他的“情怀”必定是谄媚和迎合的；而一个写作者关注的是人的命运，或者说人的基本境遇，他的“情怀”一定是思辩和悲悯的；当一个写作者关注的是人生的根本意义或者“爱与死”这样的终极问题时，他的“情怀”可能是寂灭也可能是超然。

“情怀”恐怕也是界定“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个标尺——我不太赞成“纯文学”以及“通俗文学”这样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本身便带有某种歧视，我更愿意把前一类文字叫做“文学”，而后一类文字叫做“读物”。

甚至好的“读物”也必须灌注编撰者的“情怀”，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样的读物具有“文学性”，好的“文学”也具有消遣性，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样的“文学”具有“可读性”。

这似乎更清楚一些吧？

长篇小说当然可以没有主题，我一直认为，预设的主题对长篇小说绝对是有害无益的，相当于先设了个套子，把还没有开始的作品套起来。但情怀是写作者内在的，不管是否刻意表现，情怀就在那儿，一旦诉诸于文字，便一目了然。

胡平先生说：“大作家首先要有信仰，但是“有信仰”是比较难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导致小说中缺乏坚定和激情。”这话很对，“信仰”恰恰是“情怀”的基石，什么样的“情怀”将导致什么样的坚守，以及什么样的激情。

胡平先生还说，好作品一定是震憾人心的——在我看来，所谓“震憾”，就是作者的情怀唤醒了读者的人心，在某个地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胡平先生阐述的长篇小说结构、人物、语言、情节、细节等问题，在我看来，是决定作品“成色”的基本要素。

长篇小说就是跑马圈地，打下界桩，修建房屋，完善功能，人物上场，衣食住行，七情六欲……这个世界跟现实世界有关系，或者说，它是从现实世界里移植过来的，但归根到底，这个世界是由作家“制造”出来的。

这个世界制造得怎么样？首先跟设计师的规划有关，这恐怕就是结构问题，当然，如果地肥水美，设计者不用怎么规划，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同样其乐融融，这便是胡平先生所言的“开放型”结构；地肥水美也不排斥修几幢漂亮的大房子，澳大利亚够美了吧？但他们同样建造了悉尼歌剧院，这恐怕就是胡平先生指出的“事件型”结构；小孩子搭积木玩“万花筒”，成年人也喜欢把屋子里的东西搬来搬去，一块地昨天是农田，今天也许就修起了别墅，你的世界你作主，这可以用来比喻“关系型”结构……

小说中的人物其实就是小说本身，所以老舍先生说：凭空地给世界增加几个人物，才是小说家的真本事。小说人物当然是“画像”而非“照像”，如果要依据小说家笔下的刘邦项羽去研究楚汉相争，那是要闹笑话的。

语言说到底，也是作家的“制造”，我不认为北方作家比南方作家更有优势，川湘嗜辣，闽粤煲汤，也未见南方菜系就比北方菜系更有优势，同样是鸡和蘑菇，东北人有东北人的做法，云南人有云南人的手艺……

再写下去，就跟胡平先生的讲述无关，纯属我自己胡言乱语了。

我认为，作家一定要对自己“究竟要写个什么东西”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写的是“读物”，不妨少想“文学”或基本不想；如果认定“写作”已经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样少想“文学”，最好是根本不想。

“文学”不是想出来或写出来的，他是写作者“情怀”的凝聚，是精心建构一座独属于自己的庄园那种乐趣，是一个写作者“确证”自己的惟一途径。至于“文学性”，那也不是由写作者自己来标榜，而是由别人来界定和评说的。

“成色”好坏，历来是鉴定者说了算；当然，本身是顽石，“话语权”再强大的鉴定者也不敢说它就是翡翠。

名声与金钱，与写作者关系不大，与时代、受众、潮流和政治经济需要的关系更大。打一个尖酸刻薄的比喻：女孩子的姿色，其实跟她自己是没有关系的，如果她选择做贤妻良母，她的姿色只与她的丈夫有关（审美愉悦），与她的孩子有关（遗传基因）；如果她选择做妓女，她的姿色只与嫖客口袋里的钞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