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立场

——阿尔贝·加缪《鼠疫》读后

我是从三个递进的层面上认识《鼠疫》的。

起初，我发现《鼠疫》的文字很优美，当然，这也表明顾方济徐志仁的译笔很优美。加缪在这本书里边善于用“场景”描写来暗喻疫情的发展和人心的状态。几乎每一章里都有类似于镜头语言中“空镜”那样的文字：“该城四周风景之美倒是无与伦比的，它处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原中间，周围是阳光照耀着的丘陵”；“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这样的文字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紧接着，我发现《鼠疫》沿袭了加缪哲学家的思辩风格，对人心、人性、人在逆境、顺境中的灵魂拷问同样在小说比比皆是（事实上是自我挎问，这是与当下中国的所谓“思想家”如周国平等水火不容的）。如塔鲁的自白：“因此，我们要不断地留心自己，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把气呼到别人脸上，从而把鼠疫传染给他。只有细菌是自然产生的。其余的，例如健康、正直和纯洁，可以说是出自意志的作用，一种永远也不该停止的意志……”

然而，如果我们把《鼠疫》当成一部枯燥的所谓“哲理小说”，那就完全错了。在第三个层面上，我清晰地看到了作者的写作立场——阅读也好、评论也好、纯写作也好，你必须要选择一个立场。按我的说法就是，你必须选择站在一种什么样的角度去写、去读、去思考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没有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

让我感动和欣慰的是：我在《鼠疫》读到的恰恰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的立场。或者说，自从我大学时代偶然读到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时，我发现，孔老夫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我所说的：“人生来就是要给时间打败的，但我们必须战斗，我们要死得像个勇士”，以及我从某部作品中得知某位人物最大的遗憾就是“死在床上”，包括凯鲁亚克《在路上》、金斯伯格《嚎叫》……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加缪的这部诺贝尔获奖作品中重新得到了印证：

“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看看小说中的人物吧！医生里厄、记者朗贝尔、和平主义者塔鲁、预审推事奥东先生、老公务员格朗……他们都是小人物，他们都被命运嘲弄，他们都是那个被大神罚做苦工，日复一日将巨石推上山顶，而巨石总在到达山顶的一瞬重新滑下山脚的西西弗。他们就是西西弗，日复一日地用他的“无用功”来证明：人注定是要被时间和命运打败的，但一个真正的人，永远不会承认他的失败，他一直在努力、在抗争，而就是这样的抗争、努力直至英勇献身，人实现了他之所以为人的伟大价值。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注定失败，可是我们失败得体面而有尊严，我们虽败犹荣，由于我们的一生并非竞技游戏，所以只要我们努力过、抗争过、勇敢过，我们就生存了，我们就“活”过了，而不是“生”下来，又“死”了！

格朗可能是着墨不多，却倾注了作者最深厚感情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公务员，过着朝九晚五的单调生活，曾经有一个妻子，可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他的无趣和贫穷，跑掉了。格朗在瘟疫来临时自觉地担当了志愿者的角色，而他最大的梦想，是写出一本优秀的文学作品，让编辑大人们读完他的作品后，向他“脱帽致敬”，尽管他文法不通，但他仍然执着地做着这个文学梦，他怀念着他出走的妻子，他最后也被瘟疫击倒，就在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之时，他活了过来，并且以他的“不死”带来了瘟疫即将退去的预兆！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小说的故事。周国平在“推介”这部小说的“广告词”中是这样说的：

“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时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地点是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事实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没有发生鼠疫，所以加缪描写的是一场虚构的鼠疫……然而，加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做一种纪实来读。”

这就是小说的故事。

周国平从这本小说中读出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对于当下国人的怜悯：“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而我从加缪那里读到的是一种信心，更重要的是一种立场，不仅仅是写作的立场，那是一种我辈之所以“人之为人”的立场。

我抄下了这样两句话：

A、“他们现在知道，要是说在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们永远向往并且有时还可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

B、“这些人之所以能获得他们向往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所要求的东西是他们惟一力所能及的东西。”

琴心剑胆！

苍海一粟，四海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