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梁思成之一、二》研究小结

仅用一、两条线索概括梁思成在1931-1948年间的史学思想，不管是“中国民族主义”情感，“西方古典主义”史学观，还是两者间的结合或冲突，都不足以充分揭示梁思想的复杂性。除“中国民族主义”和“西方古典主义”外，我在文中还反复论述他相信历史进步的“历史主义”信念，他解读建筑所坚持的“结构理性主义”原则，以及他自1930年代初开始产生的对现代主义的热情。在我看来，梁的这些众多思想线索，尽管彼此间常有很强的张力，但并不构成根本矛盾。它们都被梁思成以强大的思想力量，活跃地调动起来，达到彼此交织，相互支持的状态。

对一些历史概念的涵义和相互间关系的理解过于静态和僵化，也会形成我们读解梁的障碍。比如，因为梁在1924-27年在美国宾大接受了鲍扎训练，就将梁受到的西方影响概括为“西方古典主义”，这读解过于简化，至少妨碍我们探讨两点：1) 一个持 “历史主义”信念的建筑学者，其思想并不终止于大学教育，而往往是在多重影响下，持续发展; 2) 更重要的是，鲍扎与现代主义之间，并不像现代主义运动的旗手们如柯布西耶和基迪恩宣称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我在论文中尝试打破这些成见，尽可能考察各概念间的复杂关系，并跟踪梁的思想的变动，以期理解梁史学构筑的巨大整合力量和动态过程。

如我们将梁及同仁的各篇写作文本精确地放回到历史的时间点上，与当时已有的其他国际学者的著作相对照，就会梳理出梁及同仁对别人成果的吸收。这是个常识：梁及同仁不是神，不可能一切都是他们开创出来的。我们只有理清他们的思想、知识中哪些是吸收了别人的成果，才能真切体会和珍惜梁及同仁的创造性。在这点上，全球视野而不是坐井观天，极为重要。我的论文中尤其强调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对梁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建筑学者们受民族主义情绪左右，有意无意地回避这重要一点，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将梁及其同仁的写作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考察，我们也会看出他们史学方法论的特色：理论构筑先行，再通过实证调查佐证，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排除 “杂质”，以期最终建立起一个统一、自足的“中国建筑体系”——这实是一种极端“纯粹主义”的理论化构筑。当时他们有很多理由这样做——其中民族主义情感是一个主导原因。但我们今人不应该毫无批判性的反思，不然中国史学还会在很多领域继续停留在神话的迷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