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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拿到新出炉的《Domus中国》059（2011年11月）。我的《阅读梁思成之一：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梁思成及同仁的民族主义史学 1931-1946》在124-136页。一共两万七千字，配上十二张黑白历史照片和建筑线条图，在这样一本很时尚的当代建筑-设计文化杂志里，显得颇是个异数，我心中很是高兴！

再接再厉，下一期要登的是两万八千字的《阅读梁思成之二》：

强梁无畏

 ——在世界建筑语境中理解梁思成民族主义史学中的起源和进化问题1931-1948

 A Strong Beam, with No Fear

The issues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in Liang Sicheng’s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1931-1948 

梁思成及其同仁开展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初衷，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时一些欧洲学者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的贬斥态度。在二十世纪之交西方学者论及中国建筑的著作中，有两部英国史家的论述影响最大：福格森（James Fergusson）的《印度和东方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1876年初版）和弗莱彻尔(Banister Fletcher) 的《比较法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1901年第四版）。两位学者都仅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重视装饰和色彩的固定风格，不认为它有历史演变的过程。弗莱彻尔更是直接将中国建筑，连同印度、日本和中美洲国家建筑一起，称为“非历史的建筑”。  

弗莱彻尔的观点形象地体现在书中那张著名的“建筑之树”图解上。在图的下部，在地理、地质、气候、信仰、社会、历史六大“根本”因素滋养下，树自下而上生长，象征着历史由过去向现在的演变，树的主干和分叉则代表着建筑发展的主流和分支。主干依次向上，经历希腊、罗马、罗马风建筑和“罗马影响”各阶段，一直生长到顶端的美国建筑（以最新落成的摩天楼为代表）。树的上半部（近期建筑），主干自下而上依次向两边派生出哥特式、文艺复兴和当前相互竞争的各种建筑流派。树的下半部（古代建筑），希腊-罗马占据的主干向两边派生出各古典建筑“分支”。其中中国和日本建筑被合在一起，与印度、亚述、埃及、墨西哥和秘鲁建筑一样，被画成远离主干的分支上一片孤零树叶。显然该图体现了当时流行的历史进化论思想。该思想源于十八世纪晚期德国的“历史主义”理论，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又与达尔文进化论（更确切地说，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运用到社会领域而形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混合起来。它在总体上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线性，由低到高，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在具体论述时，它往往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基本单位，衡量各单位的先进或落后，提倡相互竞争与适者生存。从这种广义的历史进化来看，弗莱彻尔的图解虽为“建筑之树”，其实也反映出当时一些西方学者心目中的世界种族文化竞争和进化的“文化之树”。在这棵树上，中国文化是一片古旧、孤零的树叶。无疑这使青年梁思成、刘敦桢等感到屈辱，并产生以自己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有力驳斥这种认识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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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彻尔的“建筑之树”(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1921)

今天看来，这图将世界建筑描绘为单独一棵有中心主干的大树，又将欧美建筑发展置于主干上，无疑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狭和虚妄。但在我们对它嗤之以鼻前，不妨更仔细地观察该图，更细心地体味，当年梁思成及同仁面对它时，所意识到的挑战是多重的。细看该图，在树的上部分叉上，各欧洲国家建筑也同样被画为一片片树叶。但它们之所以没成为“孤零”的树叶，没被沦为“非历史的建筑”，是因为它们各自都能从哥特式枝干，向上生长为文艺复兴枝干上的树叶，又再向上生长为现代建筑枝干上的树叶。而要证明中国建筑不是“非历史的建筑”，不是远离“建筑之树”主干的一片孤零树叶，梁及同仁至少要做三项艰巨工作：1. 正其本源，证明中国建筑有其自己独立的本源，即独立的枝干，而不是依附于由西方建筑占据的主干上的旁枝末节；2. 绘其演变，通过完备的建筑史写作，描绘出中国建筑自己的演变过程，即自己的生长、分支图；3. 促其进化，即还要推动中国建筑，或至少证明它有潜能，继续向前演变。

本文着重探讨梁及同仁的第一、三项工作，即他们如何以自己建立起来的中国建筑体系的观念框架，同时向中国建筑史的两个相反方向推动：一方面向回推，力图为中国建筑体系确立它的独立本源和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向前推，尝试将中国传统建筑与新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相接，以期催生中国建筑向未来的进化。本文还特别强调将梁思成史学放在世界建筑语境中读解，尤其是关注当代日本、西方建筑史学和建筑发展对梁思成史学的影响。

                          一．正其本源

                       二．促其进化

                       三．法国结构理性主义：从“希腊-哥特综合”到现代主义

                       四．“飞向未来”：1946-1948

文中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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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忠太的法隆寺与希腊神庙比较图（《建筑杂志》83号，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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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忠太的“西方文化陆上传播图”（布野修司，《亚洲城市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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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忠太的“世界建筑系统图”（布野修司，《亚洲城市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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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吉耶长老的《论建筑》第二版（1755）题图：建筑女神倚靠爱奥尼克柱头，手执圆规和直角尺，在告诫求学的建筑师（裸体婴儿），将注意力从规定柱式比例的经典文献中移开，转而观察人类第一个构筑物——原始窝棚所展示出的清晰结构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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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拉内西在他的Scipios圆形坟墓废墟的右上方，放了一个洛吉耶长老的原始窝棚，但加上了三角形斜支撑，以嘲笑洛吉耶倡导的矩形框架结构的不合理性 (Antichità Romane II, 1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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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雷-勒-杜（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认为原始人基于功能必需和现有材料所修建的窝棚，应该是圆形平面、上有尖顶的帐篷式围护，类似哥特建筑的尖券(Histoire de l'habitation humaine: Depuis les temps prehistoriques,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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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罗（Claude Perrault ）设计的卢浮宫东立面柱廊施工图（1665）。他利用铸铁筋穿入石块，在内部施加应力的技术，得以修建跨度巨大的矩形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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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雷-勒-杜利用分解透视画法分析哥特拱券的起始节点，充分证明他的理论：哥特建筑的每一部分都扮演其独特的结构-功能角色，它们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秩序(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rchitecture,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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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雷-勒-杜的音乐厅想象图，以现代结构形式诠释哥特原则：屋顶由铸铁杆件组成的等边三角形网络支撑，其荷载流畅地传递到八根独立的铸铁柱上和周边维护的砖石墙体上 (Entretiens sur l’architecture,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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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瓦西（Auguste Choisy）的Beauvais教堂仰视轴测图，其画法结合了迪朗的类型学平面和勒-杜的结构理性主义，并将“希腊-哥特综合”理念清晰表达出来（Histoire de l’architeture,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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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比克（François Hennebique）对他发明的整浇钢筋混凝土框架体系的图解，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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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瑞(Auguste Perret)在香榭里舍剧院（Théâtre des Champs Elysées）中对均质、正交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图解，1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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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西耶提出的Dom-Ino住房体系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图解，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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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绘制的典型中国木框架结构体系示意图（《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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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对其后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深远影响，这也体现在后世对中国建筑的绘图表达方式上，如本图——著名的佛光寺大殿梁架结构示意图（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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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雷-勒-杜通过展示Soissons, Saint-Denis, Narbonne, Saint-Urbain等教堂的飞扶壁越来越轻灵空透的趋势，揭示出哥特教堂结构性能不断进化的过程（Dictionnaire raisonné,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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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从中国木构斗栱从唐到清，其规格逐渐缩小的趋势，判定中国建筑文化由“豪劲”走向“羁直”的衰落过程（《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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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魁伟整饬”，是梁思成心目的中国建筑的光辉典范（朱涛摄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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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劲”，是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表达“自强”和 “振兴中华”理想的一种主要文化风格。图为晚清画家任熊的《自画像》（1853年）（《中国巨匠美术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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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梁思成（左四）在纽约与建筑师柯布西耶（左二）、Ernest Cormier（左一）、Vladimer Bodiansky（左三）、Raul Fontaina（后排右二）等讨论联合国总部设计（Frank Scherschel摄，Getty Images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