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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号下午的佛光寺高峰体验后，我们乘大巴穿过雁门山隧道，一瞥大山和长城的雄姿，在夕阳下的塞外平原上急驶数小时，开始望到大同城市的灯光——我把这看作整个旅程的转折点。南禅寺、佛光寺这些远离尘世的古刹，使人容易以一种抽离于当下的姿态去感受悠远的历史和传统，而大同这个城市则赋予我完全不同的体验——在这里，历史、传统以一种极端方式与当下急剧的现代化、城市化紧紧缠绕在一起，使我时常感到进入一种时空错乱的超现实境界。

上个月，我读到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对大同市长耿彦波领导的“城建革命”的报导，觉得此人此事很神奇。当我们的大巴到了大同近郊，车上张导游也开始津津乐道地介绍起这位“史上最牛市长”。耿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深爱中国传统文化。自2008年上任大同市长后后，他在前任规划的基础上提出大同“一轴双城”的发展构想：“以东城墙外的御河为界，西边是旧城，东边是新城，旧的复旧，新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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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号在大同城市规划展览馆拍到的资料。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耿彦波的双城构思源于梁思成：“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在一个城市的大容器里，古今分开，新旧两立，形成鲜明对比，自然会产生一种张力。” 如果说1950年代的梁陈方案的核心思想是一面保护修缮既存古城，另一面建设新城，那么耿的双城设想可称为当代中国一个后现代版“梁陈方案”，它的特点是古城和新城都得“造”出来。大同古城自1949年以来，经过几代改造，除了几片孤立的古迹和城墙土堆遗址外，古城整体格局和大部分历史遗产都被毁坏。而雄心勃勃的耿市长要“重回明朝”，将城内半数以上居民拆迁到新城，在旧城内倾巨资重修古城墙、城门楼、钟楼、四牌楼、关帝庙、文殊阁、代王府等等。旧城内的街道名字也要全部恢复古风，路灯全部换成宫灯式样......

 

黑暗中我们的大巴驶入大同，除了发现大同的司机普遍对红绿灯色盲外，我一眼看到那路边的一串串宫灯路灯，然后是后面大片大片黑漆漆的拆迁场地，我非常期待接下来两天能有机会看到大同当下的巨变......

 

7月6日 浑源县悬空寺 应县木塔 大同云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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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乘大巴出大同去浑源悬空寺的路上，得以一瞥大同新城开发。柯布式的“光明城规划”+ 无数栋香港式高层住宅楼（头顶还挂着传统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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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盘旋上恒山。巨型、笔直的高架桥嵌入连绵的山体——现代化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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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悬空寺，突然另一种悠远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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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用现代术语将悬空寺称为一个“立面建筑+architectural promenade”。一组儒、佛、道庙宇被山体挤压，进深变浅，形成一串橱窗陈列般的“画廊空间”，被镶嵌或悬挂在悬崖外边，再由各种楼梯、台阶串起来，形成一个——用句恶俗的时髦用语来说——contimuous loop。如果仔细辨认该建筑立面，该建筑真正的“悬空”是右边一半。左边部分其实是一个自下而上，高台砌筑，并在大山洞的空间里努力争取进深、院落和对称格局的一个相对较正统的庙宇。 而右边部分（也许是二三期扩建部分）则因为峭壁所限，形成嵌入山体，水平向外出挑的楼阁，下部再用纤细立柱支撑（估计主要起稳定作用），给人一种自上而下“悬挂”的感觉。细细体味，这悬空寺之美不光在于悬空之险，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左右两部分——左边实体砌筑和右边凌空悬挂之间的建造美学的对比，再加上两部分在总体上又顺应山体岩石的走势，既有对比，又有一气呵成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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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特别喜欢入口处山墙的立面构图。厚重的砖石结构作基座和背景，左下角与悬崖交接处嵌入一个灰砖门洞，连接入口台阶；右上角面向峡谷悬出一个空透的木构亭阁（还与砖石墙间扭转了一个角度），供人放眼远眺——建造材料、形式、色彩、质感、轻重、以及实体与空间彼此映衬，充满张力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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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应县木塔山门，最令我震撼的是万千燕子（照片中的小点），环绕木塔疾飞，在空中发出细碎、尖利的鸣叫，像无数刀锋划过玻璃，或钢丝在风中抖动的声音。这与木塔地老天荒、唯我独尊的庄严形成强烈对比。据导游解释，这些燕子正面临“住房难”。塔里已被高密度的燕子占满，外部无家可归者只能每天围着塔游行、啸叫——不知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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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上，我由衷赞叹它是个奇迹，因为在我看来它在冲击以柔性连接为中心特征的中国木结构向高空建造的极限。显然，它在结构上有很多精心考虑，比如它平面的八角形利于抗风荷载，内外环双套筒布置增加了整体刚度，它在剖面上还设了四个内含三角形桁架的结构暗层来加强结构整体性等等。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在结构体系上它有一个根本问题，这问题可说是所有中国木结构内含的，但到了应县木塔这个高层建筑中变得尤为突出，那就是：即使每层结构暗层成为刚性的桁架结构转换层，但由于各层垂直柱子与之相交都是矩形正交，交界处又都是靠柔性的斗拱连接，即铰接，这使得塔的整体结构最终仍是柔性的、不稳定的（见以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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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塔受到侧向荷载，如风力、地震倾覆力，或“我军炮弹袭击”（见下面丁垚老师的段子），塔中各部件都会围绕就近的铰接点旋转。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古建筑木构体系的精髓恰恰在此：不是利用刚性节点去硬抗，而是利用一系列铰接点，让整体结构骨骼发生柔性变形，来分散、消化掉侧向荷载。但问题在于，这种靠垂直柱子+水平横梁（或横向结构层）的正交木框架，以及节点为斗拱铰接点修出的高塔，在长期经受各种侧向荷载或发生基础沉降后，注定会产生不均匀变形。我们很难指望结构体在每次发生变形后，会自动“弹回”最初完美的平衡状态。有时变形发生，没得到外力的及时矫正，反而进入整体结构越来越倾斜、扭曲的恶性循环，最终便再难复原。事实上，据我所知，目前保留下来的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都产生了这种变形，只不过它们因结构骨架简单，尚容易后天矫正。但木塔一旦变形过度，就再难复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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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中建史专家丁垚老师在现场给我们讲了木塔的历史悲剧：从前木塔二到五层仅在东南西北四个正面当心间辟格子门，其余四个斜面间全部用灰泥墙填充，内部都有斜支撑，用以加强外槽柱的稳定性。而1935年整修时，各层墙面统统被拆改为格子门。塔内空间倒变得更畅通，但斜撑的拆除削弱了塔身的结构刚度。更悲惨的是，在大修后不久，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发射的炮弹穿塔而过，导致塔身严重倾斜，整体传力失去平衡，局部斗拱受力过强，要么被扭转出位，要么被压碎，直到今天整个塔楼到了几乎无法再修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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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这历史悲剧，我倒认为，即使没有我军的炮击，这木塔早晚也得自行变形，因为它自身结构体系的问题——即柔性连接和不均匀变形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35年前存在的外立面斜撑只能加强外槽柱的连接刚度，并不能加强纵深空间的刚度。）那么极端地设想，如何才能在三维骨架中根本解决结构稳定性的问题呢？在我看来，惟有彻底地三角形化，如路易斯·康的费城市政厅高层提案那样，将所有线性杆件连接成三角形的桁架或空间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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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显然又是荒谬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中国木构的梁柱体系。中国官式木建筑似乎在建造、美学上一向贬斥三角形桁架。一方面，从应县木塔的结构暗层、独乐寺观音阁的结构夹层、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屋架顶端的大叉手，以及很多殿堂屋架顶部的三角形叉手，和众多民居中运用的三角木架上，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祖先们其实很清楚地知道三角形桁架在结构上要远比正交的抬梁式屋架和斗拱连接要强大得多，但官式木构美学似乎一直把三角形桁架压制到建筑表现的最边缘地位，不到迫不得已轻易不用，即使用也尽量掩藏起来。这先人在文化习俗、审美习惯和建造手段之间的奇妙把握取舍，究竟是如何演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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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进云冈石窟，就在第1号洞窟门口盘桓很久，害得关门时还有三分之一石窟没来得及看。我总觉得这塔心柱中部两根小石柱很像古希腊的Doric柱式（或罗马Tuscan柱式？）。而它俩支撑起的水平檐口——阑额+斗拱和补间人字形叉手合在一起又让我联想起希腊神庙柱头上的entablature。一直有学者认为，早期希腊神庙是用木材梁柱体系(post-lintel trabeation)建造，到公元前六世纪开始为石材取代。但后来的石头神庙仍保留很多早期木构特征，如基本的梁柱结构体系，还有檐口的trigyph和metapes交替图案源于木构梁头交错搭接，等等。凭我贫乏的中建史知识，实不敢妄加任何判断，但这里不妨胡乱猜测一下：中国木建筑在演变过程中，是不是反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古希腊、罗马石建筑的影响？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到了1930－40年代，经过Beaux-Arts训练的梁思成一代再次用西方柱式体系来分析中国木构柱式，是不是无意中在源源不绝几千年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中又重复了一次循环？——胡思乱想到此，以后得多读书，多请教专家才行。

补记：我7月16号写下的上段文字，最后有关于梁思成“是不是无意中...”的提问，实为无知导致的谬误猜想。今天我读了梁思成1933年发表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在“绪言”部分，梁介绍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后，清晰地概括到云冈石窟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濡染”的明证：“因佛教的传布，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杂旺而有力的外来影响，为可重视。且西域传入的影响，其根苗可远推至希腊古典的渊源，中间经过复杂的途径，迤逦波斯，蔓延印度，更推延至西域诸侯，又由南北两路健陀罗及西藏已达中国”。并且，在第五部分“石刻中所见建筑部分”中的“柱”部分，梁还专门提到石窟中出现了“各种希腊柱头”，包括Ionic和Corinthian 柱式等——显然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同人，对此现象早有研究。只可惜我在参观云冈之前，没读到此文。不然完全可以循着此文导引，把所有梁提到的与北魏建筑相关的洞窟一一看遍，现在真是追悔莫及。旅行之前准备不足，引以为戒！ ——7月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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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提侬神庙的复原立面图                            太原天龙山北齐石窟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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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9窟也引人深思：斗拱形式与各种装饰物形成一个高度构图整体，尤其是人字拱与吊带之间相映成趣——古典建筑中结构性构件和装饰性构件的高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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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几乎无处不显耿彦波的威力。这是他在云冈石窟入口处新加建的“山堂水殿”，欲再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对当年云冈的描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夕阳映造下颇有些魔幻气氛。
 

7月7日大同华严寺展览馆红旗广场 善化寺

上下华严寺和善化寺都在大同城内，在参观中，我也得以穿插观察大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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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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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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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寺外的拆迁场地。

 

大巴开往华严寺的路上，经过一个巨大广场（后得知叫红旗广场），两边两栋建筑引起我的强烈兴趣。它们显然是1959年北京国庆工程十大建筑在大同的副产品，一栋模仿了人民大会堂——现用作“大同城市规划展览馆”，另一栋仿了军事博物馆，像是一栋电讯大楼。在看完华严寺后，我趁去善化寺前的间隙，跑去看这两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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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那小号人民大会堂——大同城市规划展览馆内部的展览极其丰富，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序列，翔实地介绍大同城市的变迁。可惜我只能走马观花，以后有机会一定再去细细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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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作为北魏首都“平城”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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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1938年居然以大同古城为核心向西延伸，做了一个新城规划，颇像巴西利亚的格局，但比巴西利亚规划早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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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008－2030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直接体现了市长耿彦波对大同的愿景。

http://s12/middle/49e53b73ga82c117e2e7b&690 御河东新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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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中国新城开发都在重复一个模式：在行政文化中心中，设置一组孤零零的、尺度巨大的地标型公共建筑。前几天刚看到太原如此，现在看到大同的规划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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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展览馆的三层，我按照管理人员指示，套上鞋套，小心翼翼地踏入“未来厅”。一个近千平米的大厅，地板上满铺玻璃。人站在上面，有一种悬浮在空中的激动不宁或虚无感。每个参观者都获得机会，以一个雄心勃勃的市长、规划师的姿态，向下俯瞰，下面昭示的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