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未能诞生；在这个间隙中，很多病态征兆出现了…

安东尼奥"葛兰西

恩师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的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的最新版本——第四版终于出来了。样书在手里掂着，既有份量，又似乎能感觉到温度——这是Ken（昵称）过去一年的心血结晶。

该书的第一版在1980年一经面世，便成为现代建筑通史论著的经典之作。它迅速取代了Sigfried Giedion的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和Reyner Banham的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成为西方现代建筑史教学中最常用的教材。在该书里，Ken努力地将建筑纳入更综合性、也更复杂细密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考察，避免前述史家过于偏颇、笼统的视角。该书引发了Ken以后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工作。在Ken看来，二战以后，现代建筑的诸多对未来的许诺已经破产，而现代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理想的实施工程——旨在建立一个公义、平等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未完成的工程”（哈贝玛斯）。Ken意识到他身处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作为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不仅要对现代建筑历史做“批判性”的反思，还迫切需要为现代主义这个“未完成的工程”重新定位——重新找到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这种努力体现在他其后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写作中，我本人称之为“对现代主义先锋派运动的一系列软着陆”：“Critical Regionalism”（1983）、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1995）和近期一些对建筑开发的社会-生态意义、环境、城市肌理、景观设计的思考等。对Ken来说，关于“现代性”和“创新”等都已经成为我们成就了的传统，而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以更关切、细致的态度培育、滋养这些传统，而不是以任何一种简单的方式来重复它们”。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已年近八旬的Ken在建筑写作生涯上转了一大圈，再次回到起点，写作新版《批判的历史》——可以肯定这将是最后一版了——他一定意识到这里面蕴含了许多深意：历史的、学术的、个人生命的，等等。在这新版里，Ken增加了新的一章“Chapter 7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opography, morphology, sustainability, materiality, habitat and civic form 1975-2007”。该章重点考察了过去十五年来“全球化”时代中的世界建筑发展，按照题目中展示的六大问题展开论述：地形学、形态学、可持续性、材料性、居住、公民形式（涉及到公共、民用建筑）。一年来，我时常听到Ken被紧迫的时间表压迫得自嘲：“出版社想延续的是书本的生命，而不是作者的生命”，也亲眼目睹了整个章节如何在Ken的手中从无到有地演变出来。我本人还甚至有幸参与到过程中，为Ken提供一些资料、读他的文稿、提意见、与他讨论等。可以说，经过数次阅读Ken的文稿，我已对他所写的大部分材料都很熟悉。但细读最终成书，我仍发现Ken在最后关头又做了很多巨大改动，其中最触动我的便是他的结尾。

在分析最后一个问题civic form时，Ken以论述巴西建筑师Mendes da Rocha的设计思想和作品收尾。在Ken的笔下，他所论述的Mendes da Rocha本人的设计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已经密不可分了，比如Ken这样评价Mandes：

“Mendes da Rocha 是一个左翼的建筑师，如同阿尔瓦"阿尔托，意识到世界的贫困不能由建筑来拯救。而与此同时他一直敏锐地意识到：通过今天发达媒体技术和市场的贪婪相结合，世界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更不要说获得拯救。”

Ken所引用的Mendes自己的文字也同样透露出类似的对建筑学状况的悲观思考（除了研究建筑作品外，把建筑师的言论也作为重要的史料，这是Reyner Banham在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1960）一书中发展出的史学方法，Ken深受其影响。）：

“基本上，人们设计的是一种新的“地理学”。对我来说建筑学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但不是美学问题…人们总是期待建筑学能传递出超常的建筑，其实那些建筑根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这不会激发起任何人的兴趣。这就象一个人用不停变化的形式来做同一件事一样。”

紧接着这段引言，便是Ken的最终结尾——他的《批判的历史》中最新一章的结尾，自然也是全书的结尾。Ken首先简略总结道，对Mendes da Rocha（还是对Kenneth Frampton?）来说，civic form的社会－文化潜力与它的建构的尺度和功能发展的空间和象征表达的慷慨性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关切一方面可以小到私人住宅中的起居室，另一方面要想在今天真正有效地形成一种“公民性”，则必须得大到地形学的尺度上操作才行。笔锋一转，Ken写下了最后一句：

For the rest, in a world that is increasingly divided by prodigious wealth and abject poverty, Mendes’s sympathies lie close to those of Antonio Gramsci, who in the mid-1930s,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wrote: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in this interregnum many morbid symptoms appear”.

（“至于其它，在一个日益被巨富和赤贫所分化的世界里，Mendes的怜悯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相近。后者在1930年代中期，临终前不久，写下：“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未能诞生；在这个间隙中，很多病态征兆出现了”。）

这，就是Ken——一个深信现代建筑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的建筑史家——对过去十五年“全球化”建筑发展的总结，也是对整个现代建筑文化发展到今天的状况的总结。它所体现出的悲切、苦涩、和阴郁与今天普遍流行的乐观、欢呼、和自满格格不入。

(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