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专业是老本 |
女2:能不能请朱剑飞和朱涛老师,每个人选一个建筑作品,加以点评,因为这样可以看到你们对中国建筑师的实践的看法?
朱剑飞:我不是说点评,我简单的讲讲一个小小的事情,两三个星期以前我去了杭州,看到两个建筑,结果我发现这两个建筑放在一起比非常有意思。我去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就见到了王澍。一开始我是代表墨尔本大学去访问他们这个中国美术学院的,所以王澍是在主校园见的我。主校园建筑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是钢做的吧,有点中国园林的风味,但是尺度很大。那个建筑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建筑,然后下午去看的王澍的建筑,我一直觉得很美,第一个建筑我觉得也很美,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开始产生了问题:这两个建筑各自在中国占什么位置?我就一再考虑中国,因为实际我是做建筑历史的,我就想把中国的各种建筑有一个简单的定位,放在一个位置上。我发现这两个建筑很不一样。我大概简单地讲,第一个南山校园的建筑应该说是在大众的层面上,如果一般的建筑可以做到这个就非常好了。我觉得在许多建筑和层次上,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应该说是相当好了,如果绝大部分建筑都像这个就很好了。我们不能说每个建筑都像实验性的建筑师一样,但是呢,王澍这样的建筑我觉得在中国是需要的,就是哪怕他是极端和个别的建筑师在做实验建筑,这个建筑就跟南山校园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是有相当的艺术性和文化性的。你也可以说它很强调形式,形式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建筑还是要用形式来做事情,建筑只有通过形式来干预社会,所以不能太贬低形式,这个是我要说的信息。回到王澍的建筑,哪怕是形式的,这个建筑还是有相当的学术性的,就是有理论和实验性的,我认为这两个就相当不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看看,然后比较比较,然后觉得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两种建筑中国都需要,这个我简单给你回答一下,大家再想想,这两个建筑是什么样子的,来比一下,都非常有意思。
朱涛:我没有贬低形式的意思,只是说建筑的社会性维度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现在是提这个维度的时候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维度一定要压倒另外一个。
如果你们细读我的文章会发现,我从来没有在文章里面单纯评判哪个作品好坏、美丑,而是读解作品本身在它的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我读解建筑师有意掩盖了哪些矛盾,有哪些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作品呈现出怎样的问题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别人老说我批谁批谁(笑),其实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夸奖过谁的作品有多美,或者设计有多“好”。我个人完全可以欣赏一些美学趣味,但却对分析它们不感兴趣。你如果非要让我点评现在作品的形式语言就比较困难。我认为中国建筑师群体仍处在形式语言的探索阶段。我也特别强调作品质量。我认为形式语言和社会参与不管在哪一个纬度真正要发展下去,都必须要吸收历史养分,就是说要深入学习西方现代建筑传统,也要了解自己近、现代的发展。我感到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关键的状态,也是一个僵局:形式语言探索刚刚开始就很快平面化了,一些建筑师们太轻易地选取视觉上取悦人眼球的符号。对传统的理解、表现几乎又退回到80年代符号化的那种浅层次上了。对风格的热衷,对极少主义、白色的现代主义等等时尚的热衷,使得形式探讨流于表层化、符号化了。而建筑师在社会参与上呢,又很淡漠。这个时候我认为是一种危机,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市场那么红火,速度和规模又那么大……
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我没有点评?
女2:不满意,你能不能从你喜欢的角度点评一下?
朱涛:好吧,我换一个角度,谈形式质量和尺度之间的关系。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你会突然发现尺度的微妙作用,但是很重要。比如刘家琨的鹿野苑石刻博物馆有很高的形式质量,但是这些形式质量在他的大规模城市项目中是很难体现出来的,为什么呢?是构成那些形式质量的建造方式如砖-混凝土复合墙无法在城市尺度上复制,是建筑师在对付大尺度建筑时工作重点已转移到了另一些问题上去,还是建筑师尚没有发展出合适的针对大尺度城市项目的形式语言?你看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我对单纯谈形式,自我指认说某作品好坏美丑不感兴趣,我倾向于把它放在和其它问题的关系中来谈。满意了吧?
女2:我也不指望了(笑)...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呢就看您怎么表达了?
朱涛:换一个角度想,现在实验建筑活动那么活跃,但大多局限在小尺度项目上,很自然带来的社会性问题是:实验建筑与大范围的社会生活的相关性究竟有多大?而历史性的解释是,我们在综合性建筑语言、建筑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经验积累上还远远不够,积极的社会、城市的参与和形式探索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是不可能很快地达到的。
女3:刚才他们提出中国建筑教育领域一个缺陷吧,就是说在理论和历史方面的缺乏,至少和西方的教育比。其实你讲得特别精彩,你一直在探讨中国建筑到底能有哪些发展的角度和方向,但是我觉得在场观众还是倾向于从传统的形式问题来理解,最后讨论又全部返回到形式问题上了,这本身正说明了建筑教育的问题。
朱剑飞:这个教育的发展应该是逐步和反复的发展,现在一下子改变不了。
女3:对,因为我记得我当年考学的时候,还要考画画的,实际上建筑不一定需要那种技巧。
男4:我和朱涛老师本科是一个学校的。中国教育是有问题,但我觉得现在能在这儿见到校友很大程度上证明学生还是可以依靠自我培养的。之前你一直在强调社会参与,这表达出一种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情结,在这种情结和关怀和你做的职业实践之间,会不会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假如你选择的话,你有机会,你会不会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去?
朱涛:我一直想从周榕老师那学点经验(笑),来处理这些问题。首先我是热爱建筑的,我希望成为很好的职业建筑师。社会理想和形式审美能真正达到平衡吗?或者说你真正要预设这种平衡吗?我不是很肯定。但我现在相对自信的是写作计划。我希望能在写作上有一个转向,获得了一种历史意识。我希望有步骤、有系统地来反省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的,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建筑思想的发展,有形式的、有社会的、有政治文化综合性的。在实践上我追求开放,不预设一种和理论的平衡关系,之间的张力可能更能推动两者齐头并进。但张力绝不等于矛盾。如果你的实际所为与你的理论主张,尤其是一些伦理主张相矛盾,那你就失去了一个理性的人赖以存在的逻辑连贯性了。
女4:今天发言比较多的,都是一些曾留学海外的建筑师、学者。国内成长起来的建筑师,象李兴刚老师你怎么理解?
李兴刚:我本来没想说话,是在一个听课的状态,其实按照我的学识和经历是没有办法跟两位朱老师对话的。就我自己来讲呢,可能我不关心向西方输出了中国的什么东西。如果是以前我还是比较关注的,现在也慢慢不太关注了。也不能说完全不关注,但是我自己好象有更加关注的东西,甚至我也不太关注批评这类的,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似的。我自己可能还是比较关心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每天身处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作为我这样一个角色,我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其实以我自己有限的理解力,我特别理解朱涛老师他的那种迫切感,我自己也觉得是深有同感。今天我才知道这个形式和这个社会是这样一个分解,是一个概念的问题。我自己当然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讲,形式方面会更有吸引力,更有趣味,然后有更容易获得一种作为建筑师的荣誉,或者是名利啊等等。我其实并不放弃这个,我也很关心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我不太会表达,就是中国人文、文化方面有一个自己的思考。同时,我觉得大概从前两年开始,或者从去年开始,也不断地想,作为我们这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在这样一个中国建设的情况下,如果说将来20年以后,我们的后人来反思我们这一代建筑师: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我们做了一些售楼处,做了一些小博物馆,而中国的城市,在今天被房地产、被商业性的这种开发所左右的中国这些城市,对大众生活深刻的影响,我们在那个年代的建筑师没有做出自己应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一种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还有一点呢,我也觉得我们也丧失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因为我觉得现在对中国影响很大的还是房地产。我自己在想,怎么能够在我们的时间里面,能够有意识的介入这个领域,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用批评的态度介入房地产的项目,在这样的项目里面表达一种批评的态度,但是并不是说对立和抵抗的态度,怎么样让它有一个良性的声音。当然也还是比较苦恼,比如说还是有很多的挫折,比如说去年一年我们觉得做得很顺利的房地产项目,就是跟业沟通很好,但是因为其它的原因,因为中国的社会涉及到城市建筑发展的相关的城市、政治社会体制的状况会有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都会影响一个项目的进展。可能一年我们的设计费收到很多,但是项目就断掉了,完全不是因为设计的原因。今年又一个跟房地产商打交道,好像是沟通得很好,但是跟政府又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房地产商又有他自己一些令你不愉快的东西。但是我也在想,怎么才能够做得更成功,也在不断的做,不断的想,也有很多的苦恼。今天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收获吧,而且我也觉得好像是自己这样一个判断,比较高兴的是在方向上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参与,在作为建筑师有限能力的基础上的一个参与,虽然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觉得比较高兴的,还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女4:刚才我提到策略性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在各种体制下,希望你们能够把自己策略性的经验做一些推广和介绍,因为毕竟对于我们现在这种即将走入社会的学生来说,对这方面的了解,对我们增强信心也有帮助,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认识,和看到更多一些思路和经验。
主持人:两位老师今天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朱剑飞和朱涛两位老师,感谢各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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