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中国建筑师的呼吁
当代中国建筑学发展的艰难之处在于在短短二十年来经受了巨大的“时间－空间压缩”过程。建筑学本质上弱于对表层文化变动进行瞬间、即时的反应，而长于缓慢、稳定地承载文化的积淀——然而由于资本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格局中骤然引发出如此高速的城市发展，建筑学，这样一个本质上缓慢的专业，在中国却要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承担太多的任务：中国建筑师作为商品制造者，置身于大生产的循环中，不可避免地要满足大量产品订单；作为文化表现者，要在文化传统断裂的零开端开始语言的建设，并期待在短期内发展出“成熟的”语言；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又要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为自己的工作在政治、文化演化中精确地定位——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管怎样，愈加清晰的是：中国新建筑探索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萌动、九十年代中初露端倪、到今天已经初见成效。在形式语言的探索工作本身仍需加倍努力地展开、推进的同时，面对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众多社会问题开始涌现的状况，中国建筑师脱离历史语境、回避政治问题的“无价值判断”的实践模式本身也到了一个亟待反思的时刻。
在这一点上，笔者看不出与西方“后批评主义者”进行对话能有任何帮助——他们中有多少能严肃、真诚、透彻地认识或在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所隐含的社会危机？而在本身就没有“批评”传统的中国，宣扬“后批评”的“实用主义”观念，强调“效益高于批评”，最多不也就是助长中国本已兴盛的唯利是图的商业主义思潮？
谈到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交流》认为“一个脱离实践或切断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自主性﹐是没有必要吸收进来的。在此瞬间﹐中国建筑师获得了相对的优势﹐可以抵制西方批评主义的负面影响。”笔者当然也不赞成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但想补充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没有建筑理论－批评传统的国度，如果从一开始就指望新诞生的理论－批评的功能仅仅在接受既有的实践模式和成果的基础上与实践对话，而不允许理论－批评提出独立的思考甚至挑战性的质疑，我们将永远不会进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状态，而只会让理论沦为替实践辩护的工具，而实践在盲目中耗尽活力。
理论和批评的要点不在于工具化。即使按照号称“反理论”的理论家、倡导“实践理论”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说法：理论在于“使得行动具有智识”——建筑理论在于使得建筑师在实践过程中能拥有一种对其建筑产品所拥有的“当代性”和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意识。没有对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的严谨分析、没有对专业如何在现实中精确定位的深入思考、没有对自己产品的社会后果的强烈责任感，一种富于创造力、进步性的实践怎么可能形成？
如何能在人们的创造、消费冲动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能既满足当今人的生活要求，而又不以牺牲后代人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中国建筑还有没有可能获得社会参与和形式审美的高度整合？这些问题，只能靠中国建筑师自己的艰苦摸索来获得答案。在此，笔者不妨再次引用贝尔德对“批评”、“后批评”争论者们的呼吁——该呼吁对今天的中国建筑师也同样有现实意义：
“我能否以这样一个呼唤作为结论——在各种角色（批评、创新、本真性和扩大了的文化可能性等）能与一种面向我们时代的、新型的、“可操作的”行动理论整合起来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进行更加仔细的反思？”
2006年6－7月
（本文发表于《时代建筑》200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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