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种东西，叫做旗袍，原是满族旗人的服饰，被上海人学了去。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是旗袍的起点，三十年代达到顶峰，很快从上海风靡中国各地。热衷交际的上流名媛和交际花将旗袍改造为显现玲珑突兀的女性曲线美的社交服装。旗袍可以将女性的身体完全的包裹起来，但实际上却更加凸显了女性特征，让这些特征在若隐若现中更加妖娆、暧昧。而一切对于道德的谴责，只属于那些发现不道德的人。旗袍对于性的暗示，只在于欲盖弥彰。
    女人对于女性特征的张扬，很难说清楚来源于自我审美还是取悦异性。她们甚至回避辨别二者，而作为观众的另一方，则更没有发言权。张爱玲的小说里回避了很多东西，只有一只“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我们急切想知道的，就是那个“不问也罢”的故事，但有更多，她没有提，读者也没问到。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只有一双女人的眼睛盯着自己的哀怨，寻找一个可以爱的男人。在这双眼睛里，没有党，没有国，没有民族，甚至连家都成了陪衬。那个独立的女人终究要从被称为“家”的桎梏里逃脱出来，只关注一个可关注的男人。那个上海女人没有对于政治、党派甚至道德的审判。或许正因为在意了这一点，李安的《色·戒》获得了成功。
    由邹静之编剧的《倾城之恋》在央视落幕，浙江华策近期的两部大戏《中国往事》和《倾城之恋》不禁让人感叹，中国大陆电视剧的发展似乎远远超过了电影。在电影纷纷模仿《疯狂的石头》走入小成本路线的时候，电视剧却渐渐进入华丽精致的大投入时代，无论服装、布景、器具还是对于时代的考证，都堪称细致入微。只是虽然在制作上如此精良，但电视剧《倾城之恋》让人看起来还是感觉有些异样。哪里异样呢？只是感觉电视屏幕上带着上海口音的演员，在演一出北京的戏。似乎白流苏家的三奶奶、四奶奶刚吃完卤煮、炒肝，就套上了旗袍、珠链。
    一个在河南汝阳插过队的北京男编剧，在绘声绘色的模仿名门望族出身的上海女作家。他希望自己能体贴入微的关怀她，但《倾城之恋》却怎么看都有点话剧《操场》的味道。无论演员的上海口音，还是对于贵族与暴发户之争的揣测，都像是上海的旗袍——欲盖弥彰，而这被盖在下面的，却是一个北大式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他希望表现白流苏的孤独、无奈、抗争和骄傲，但白流苏却摆脱不了成为戏中男人们配角的命运。因为《倾城之恋》的眼睛——编剧邹静之——是男人的，这部电视剧的手脚——导演梦继——是男人的，这两个北京的男人怎样做一场上海女人的戏？
    应该说编剧刘亚玲及其团队是很勤恳的，他们搜集了很多关于家庭、男女、社会等级的典型矛盾在剧里，只是这些矛盾虽被串联起来，仍可以感觉到缺乏实际的生活和信念在里面。《倾城之恋》似乎是为了叙述而叙述，叙述的主题是什么？是张爱玲的爱、孤独和不信任，还是邹静之作为一位党员对于北京文化的玩味？
    如果《倾城之恋》不需要主题和意义，我宁可看郭德刚说相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