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收工了，总算把一块悬着的危石放到了地上……”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禁不住自语着，抬头望窗外。窗外是西安冬日的下午，隐隐传来机器的嘈杂，不见鸟鸣，阳光打在对面楼房墙壁上，白晃晃的。

心里仿佛在行洪，波涛涌动，一浪高过一浪。河流的归宿是大海，文学的终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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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大熊猫的生活条件确实好多了，承领着更多快乐和幸福，却依然面临着自身和身外的种种危机。

大熊猫要面对豹子、豺狗、金猫、狼，如今天敌不多了，可祖辈以来困扰它们的疾病却没有减少。蛔虫病、龋齿病、肝肿瘤、内寄生虫、癫痫、犬瘟热，是秦岭熊猫的健康杀手。自身存在生育缺陷，也把它们向濒危之路推了一把。熊猫选择竹子避免了灭绝，食竹却危及到食源，威胁到健康。它们和人类亲近，内部却不团结，时常闹别扭，为爱情、领地吵嘴打架，受伤是常事，重则丧了命。

天敌、疾病、遗传、食源影响着种群数量，却非最主要因素。它们生存的最大威胁来自人类：交通、能源、房屋等基础设施建设，砍伐、割竹、放牧、采药、人为干扰等人类活动使栖息地日趋破碎、减少甚至消失；偷猎、捕捉、抢救后圈养，则影响野生种群的繁殖数量，最终导致大熊猫“族”丁不旺，香火难继。

人为造成的干扰，更是困扰着熊猫的生存和快乐。幼仔生长期间，人为的干扰使得妈妈远离，或母子频繁迁移，加大了幼仔夭折的风险。熊猫专家吕植说：“母熊猫在取食竹子时，把幼仔留在树上或一个安全的地方，从几小时到几十小时不等。这是一个常见的行为，因此看到熊猫幼仔独居一处并不意味着幼仔被遗弃，这时最好的做法是不要干扰幼仔。”佛坪保护区巡护人员曾见到一只当年出生的幼仔，就待在洞穴附近进行保护性监测，等了3天，熊猫妈妈才返回。佛坪保护区马亦生、曹庆等在《秦岭大熊猫保护抢救案例分析》一文中说：“野外发现单独活动的仔兽，往往不是雌性大熊猫的弃仔行为。判断是否真正发生弃仔，应做到不要触摸仔兽、远离仔兽，间隔适当时间后再去观察。人为介入熊猫繁殖过程，会造成繁殖过程中断，造成繁殖失败。”我听说，秦岭地区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悲剧。

我想说的是，把野外救助的老弱病残送进动物园、饲养场，让其颐养天年无可厚非，因为它们对种族的繁衍已毫无意义，只剩下一点观赏价值，何况扶弱济困还是人类的传统美德。关键是不能把那些稍加帮助就能独立生活的成年熊猫以及幼仔、亚成体以“抢救”的名义统统抓进笼子，这是严重破坏野生种群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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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成功解决了圈养熊猫发情交配难、受孕难、生仔育幼难的难题。圈养熊猫扩大了熊猫种群，这是谁也不能漠视的事实。熊猫是个大明星，熊猫政治还得玩，把二三代圈养子民送出国，不会对野生种群构成威胁。人们在动物园、饲养场领略其风采，还能缓解对野生种群的干扰和压力。

全世界对于熊类动物的野化和放归，并无成功的案例，一旦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舒适生活，就很难适应野外的风霜寒暑，野化之路注定漫长而坎坷。当下我们要做的是让圈养熊猫的生活更舒适一些，自由更多一些，尊严更充分一点。

圈养熊猫的是非对错，是个复杂话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把一个物种圈养起来，绝非保护其种群的正道。要是没有高质量的栖息地，即使饲养再多的熊猫，拥有再成熟的野化技术，可到时把宝贝们“放归”何处？我们要重视圈养熊猫，却也不能忽视淡化野生种群的保护，绝不能做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毕竟，野外环境才是它们真正的家，熊猫风风雨雨几百万年，难道是为了今天在动物园、饲养场里取悦我们？

好几年前，我在《我是七仔》中，借七仔的嘴巴痛骂过人类。几年前犬瘟热爆发，让楼观台的大熊猫遭了罪，至少五只不幸离世，七仔被紧急送回老家佛坪避难。这也再次验证圈养不是“国宝”们的最好出路。即使圈养野化成功了开了花，没有好的栖息地，大熊猫放归到哪里，这花还不成了谎花？

前些年国营林场砍伐树木后引种日本落叶松，挤压竹类生存领域，加剧破坏秦岭大熊猫栖息地。雍严格奔走呼吁，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停止在大熊猫栖息地引进和播种，阻止了生态劫难蔓延。但已长大的日本落叶松，还在蚕食保护区周边地区。

我听说，娘娘山有大熊猫，准备申报保护区，资料都备齐了，却遇上高铁筹建，要是建了保护区，高铁就莫法从这过了。多方思量，就让环保给铁路让了道。想想熊猫们每每见到这些银白色的铁龙呜呜飞过，一阵风似的，能刮倒它们，眼里除了好奇，更多怕是恐惧吧。它们只好躲往大山更深处，避到没有呜啦啦风声的地方。

2016年9月发生的一件事，将大熊猫的命运推向风口浪尖。作为世界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全球性环保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报告，将大熊猫濒危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但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并不认同，认为大熊猫所受的威胁及濒危状况仍然不可忽视，一旦降低等级，保护工作出现怠慢和松懈，其种群和栖息地都将遭到不可逆的损失和破坏，已取得的保护成绩很快就会丧失。老实说，这个表态很现实，很清醒。

黄万波、魏光彪在《大熊猫的起源》中说，野生熊猫的遗传多样性在濒危食肉动物中居于中上等水平，是一个保持较髙遗传多样性的健康种群，具有复壮乃至长期续存的演化潜力，具有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好的生存能力。但是，要使—个物种从濒危名单里“脱险”，必须保证其种群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物种内在的遗传多样性，三者缺一不可。

“大熊猫的生存，现在并不取决于自然力，而是取决于我们的仁慈和善意。”中外科学家在《卧龙的大熊猫》中写道。“熊猫没有历史，只有过去。它来自另一个时代，与我们短暂的交会。”这是《最后的熊猫》作者乔治•夏勒说的。

我们能为它们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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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我的秦岭邻居》、《大熊猫 我的秦岭邻居》，这是第三本写秦岭大熊猫的书了。

第一本对象广泛，大熊猫只占到三成。第二本最全面，是第一本的深化与广谱，把大熊猫的前世今生、性格命运、脾气喜好、保护发展、关爱付出，以及明星熊猫、英雄熊猫，还有与熊猫关系密切的人士，做了全方位打捞扫描。到了这一本，又将笔墨集中了一点，文学化了一些，落脚在人们的关爱奉献以及野外熊猫的快乐生活，捎带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熊猫和伴生动物；再以内容或地名为引子，把相应文字列队，拉长了，肥胖了，倒也顺溜了，精神了。

人这一生是有好些身份的，像是夏天的洪水、冬日的溪流、静静的潭泉，或茂茂的林、高高的山、秃秃的漠。看一个人的名片，便成了一件极有意思的事，如一面镜子里的光，反射出这个人的嘴脸魂魄。没有头衔不好，多了亦不妥。我开始谢绝一些，却又看重一些，譬如四川省大熊猫生态与文化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这个组织的吸纳，恐怕不在意我本身，多是托了秦岭大熊猫那份独有的尊贵。

写大熊猫，做生态散文，不可能不踏进秦岭观察体悟，否则就成了“百科文”，生硬干瘪，失了灵魂。那份感性，那份灵动，那份激情，那份柔软，皆来自直抵心灵的现场碰撞。闪电为啥灼目，源于两朵云的激烈撞击呀。

我钻进秦岭的次数不多，走的都是“官路”，毛毛路也是巡护员踩出来的。不能因了创作打搅动物们的生活，文学可以不要，生态不能没有啊。我有大脑，可以想象，这好比是雄鹰的翅膀，想咋飞就咋飞。文学要有空灵和张力，离不开虚构。散文是文学的儿子，自然要遗传妈妈的秉性。

秦岭山里，一只大熊猫走来了，一头野猪跑来了，一个麂子蹦来了，一对青蛙跳来了，一双画眉飞来了，我都要给让路的。咱就这点斤两，心里是有数的，走自己的路，也让人家有路可走。况且是人家的地盘，咱前世可能还不如人家哩。这么想着就不张狂了，由不得朝它们投去尊敬的目光，羡慕的目光，热烈的目光。

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爱，一定要有行动，哪怕极细微，也是可敬的，千万不能停留在嘴巴，我是极端反感这类道德君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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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辛苦的，也是欢喜的。一个把精神看得更要紧的人，自会把一分艰辛当作十分快乐。写作是寂寞的，很难大红大紫；亦是普通的，普通如父亲在余家沟的春种秋收。

加一根柴禾，火就烧得旺些；添一碗水，锅里稀饭便多些。师友们的鼓励支持，是爬山遇到了拐棍，过河撞见了桥，让我走得快一点，稳当一些。在此，由衷感谢从其文中获益的大熊猫专家胡锦矗教授、潘文石教授、吕植教授、魏辅文院士、雍严格高工、曹庆高工等先生们；感谢提供照片的魏辅文、雍严格、赵纳勋、马亦生、熊柏泉、赵建强、曹庆、向定乾、赵鹏鹏、刘晓斌、庞旸、吕秀齐、邰宗武、蔡琼、吴燕峰、蒲志勇、何义文、何夷栋、何鑫、王西林、田建国、张旭东、齐杨、王明、李秀莲、文青等师友；感谢陕西文学基金会理事长雷涛先生、秘书长王芳闻女士、办公室主任孙亚玲女士；感谢陕西科技出版社原总编辑朱壮涌先生、科普部主任李栋先生、责编赵文欣女士、美编曾珂女士。

更要感谢秦岭大熊猫等诸位动物朋友！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好邻居，秦岭的精灵儿，可爱着，纯净着，高贵着。这辈子，我要好好向你们学习呀。

还是为自己鼓鼓掌吧，竟然把文学的羊肠子道道走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