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看到李炳莹被揪斗的照片，忍不住嘿然而乐。不知道炳莹兄这是闹的哪一出——是摩旧呢，还是预演？

    这个情景，让人无法不想起当年的那场闹剧。当时，我还小，跟着游行队伍后面跑的角色。每逢批斗会，我们小孩子都会积极地参加，不是出于什么觉悟，而是那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实在是太贫乏了，批斗会就成了老百姓的娱乐节目。至于被批斗的人心里是什么感受，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想，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更不知道了。

    炳莹兄比我大，记事早，懂事也早，对那个年代的理解与体悟要比我们深；尤其是在他身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与批判意识比一般人要强烈得多，所以，进入新时期之后，他自然就成了历史的思考者与先行者，不然，就不会写出《局长改诗》一类的能够引发全国性“外行领导内行”大辩论的作品。

    七十年代末，出现了不少反思极左政治给个人和国家造成巨大伤害的文艺作品， 有人看不惯了。1979年第六期《河北文艺》发表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认为中国“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如果文学作品一味揭露“文革”灾难，就是“昧着良心”，“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作者认为：生活在新中国，不“歌德”者就是“缺德”。

    文艺作品到底是应该“歌德”还是“缺德”，文艺界也就形成了“歌德派”与“缺德派”两大阵营。这场大讨论，几乎涉及全国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包括县一级的文化界。炳莹兄肯定站在了缺德派一边，被誉为“四大缺德派”之首。后来，人们为了喊着方便，就把“派”字省略了，称为“四大缺德”，炳莹兄姓李，被称为“李大缺德”。这就是我那篇《纪大烟袋与李大缺德》题目的由来。

     这场大讨论，以大多数人的共识而落下帷幕。始作俑者、《歌德与缺德》的作者李剑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写出了《醉入花丛》等一系列揭露文革的作品，再一次沦为被批判的对象；而作为他同一战壕的战友，炳莹兄却跑到沧州首府，重新组织“四大坏蛋”，知道“四大缺德”的人，因为地域与时代的原因，也越来越少，这个称呼，也几乎湮灭了。

    鲁迅之子周海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回忆录之中，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1957年夏，毛主席曾经前往上海参加座谈会，其中有著名翻译家罗稷南等人。趁着闲暇时光，罗老先生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面对这个大胆的假设，毛主席认真沉思片刻，回答说：“根据我的估计，他应该有两种结局，要么识大体不说话，要么就是被关在牢里。”

    这个结论，套到炳莹兄头上，似乎也无不妥。假如他处在那个年代，应该也只有两种结局：或者造反，或者坐牢，但是让他不说话是不可能的。

     被揪斗的照片当然是一个玩笑，虽然这玩笑有点沉重；我也在后面跟帖：“假如是真的多好！”，我也是开玩笑，不过，我这玩笑半真半假。现在大有沉渣泛起之势，谁也不敢肯定会不会再来当年那一出。如果真的来了，他的这个玩笑，就绝对成了事先的预演。那时候的他戴着牌子，站在主席台上，大概就不会笑得那么灿烂了。

    但愿玩笑只是个玩笑，让我们永远能够笑得出来。

     关于炳莹兄的文字，我写了许多篇了，差不多快成了他的御用吹鼓手。所以，其实我也是个“歌德派”，专门吹捧李炳莹的“歌德派”。

     ——只是不知道，我的这一通胡说八道会不会语涉敏感，遭到被自信的后果。

                                                                                                                          202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