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没有教过我，我却一直“以师事之”的“叔伯”老师，还有一位值得一提，这就是高存玲老师。

    当年我在大鲁道初中读书的时候，大鲁道小学也设在同一校园里。本来，大鲁道初中属于“社直单位”，而大鲁道小学则是“村办小学”，不属于“小学部”性质。他们没有单独的校舍，就暂时设在初中大院里。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班主任就嘱咐我们，见了小学的老师，也要恭恭敬敬地喊老师。

    当时的大鲁道小学有三位女老师，都年轻而漂亮，堪称学校的“三枝花”：胡庆英、赵静英以及高存玲。除了路上遇到了喊一声“老师”外，其实平时没有多少交集，顶多小伙伴们闲得无聊了，评头论足，议论一番她们“谁最漂亮”之类。后来，她们都分别考学走了，从此再也不见了她们的身影。

    与高存玲老师再次见面，是八十年代县市合并之后。当时的市文联设在原武装部的一个小院里，文联主席是诗人王中和。他经常召集我们这些业余作者开会，在那里，我见到了高存玲老师。她也属于文联工作人员，负责后勤与财会业务。当时的高老师也就是三十多岁，依旧显得年轻漂亮，不改当年气质。她应该不认识我这个学生（因为当年她就未必叫得出我的名字），但这种场合我却不能不认这个老师，况且又都是大鲁道老乡。对于我的“认师”，高老师很高兴，也乐于以自己的学生看待。平时见了，我都要恭恭敬敬地喊一声老师，而她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也会很自在地说：“洪勉，学生。”同时，我也认识了临时住在小院里的她的老公——市纪委的段庆枝，一度经常在一起喝酒，不过以弟兄相称。

    八十年代末，我被调到市委办《泊头报》，在市委三楼，而市文联则设在市委四楼，与高老师成了邻居，几乎是天天见面。市文联搞活动，聚餐的事情都是由高老师负责。在餐桌上，“敬老师一杯酒”，就成了我的必备节目。高老师对我也像对待“亲学生”一样疼爱我，每每看我喝酒过猛的时候，就会很慈爱地嘱咐一句：“洪勉，少喝！”

    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当时同在文联供职的作家闻章兄，让我给他写了一幅字，内容是闻章自己拟的：“打倒闻章”，把它张贴在他的办公室里。高老师去找闻章，见了“打倒闻章”四个字大惊失色，以为闻章出了什么问题，真的要像文革中一样要被“打倒”了，急忙问是怎么回事？闻章一解释，她才恍然大悟，然后一起哈哈大笑。闻章向我转述此事的时候，把我也乐得直不起腰来了。

    《泊头报》解散后，我回到了教育局，离开了市委大院，与高老师见面就少了，只有开会的时候能够遇到。再后来，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高老师走了，家属让通知我。接到电话惊得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年纪本来不大，平时看起来也很健康的高老师，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不在泊头，本想回来后一定要到灵前吊唁的，怎奈我办的那件事很棘手，一着急就把高老师的事给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殡都已经出了。我本想再补上赙仪以示心情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这种事没有后补的。我只得以戴罪的心情，作罢了。

    我之所以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愧疚不已，是觉得自己太不应该：如果我始终在外地回不来，或者根本没有通知我，这事也就罢了；偏偏人家通知了我，我虽然当时不在泊头，但很快就回来了，而偏偏是我给忘了。说自己百身莫赎肯定有点夸张，但愧悔不及却是真的。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高老师笑眯眯地说的那句：“洪勉，少喝”，心里就热乎乎的，同时，那种愧疚之情就愈加浓烈了。

                                                     2022,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