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高中落选的结果，父亲始终不服，也不甘，每每与人提起，依旧愤愤不平，大骂“什么社会”。那阵子我的情绪很低落，总是写一些哀啊愁的诗歌。父亲看了就更着急，怕我别扭出病来，就更加不肯放弃努力。后来，因为时间过去太久，连我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他还仍然在寻找机会。用母亲的话说，“见了上衣四个兜（所谓的‘干部服’）的人，就想请人家喝酒。”

    母亲的话或许有点夸张，但绝不是毫无根据。当时，凡是混点官差，不管与升学有没有牵连，父亲就要跟人家套近乎。

    有一段时间我被生产队派到外村修桥，每天吃住在工地，父亲在家仍然在托人找关系。我是过后才听说的。一次是县剧团来我们村演出，剧团拉弦伴奏的琴师是洼里王公社青牛庄人，与我家是老亲。父亲觉得他走南闯北认识的人多，就把他请到家里，好酒好菜的招待，目的就是请他托托关系让我上高中。吃完了，喝完了，近乎也拉完了，过后却没了下文；还有献县文化馆的画家高良谋，与我的一位远房祖父是亲戚。这位画家在我村生活过一段时间，与父亲认识，互相以表兄弟相称。听说他来走亲，父亲赶过去，把这位画家表叔请到家里，又是一顿招待。可是，表叔只是文化馆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又隔着县，就是想帮忙，也是鞭长莫及。父亲下的自然又是一番“无用功”。

    父亲一辈子不肯轻易求人，如今为了儿子的前途，求爷爷告奶奶，那种卑微，令我羞愧难当；再说，时间过得实在是太久了，就是允许我插板学习，我也不好意思与低我一头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做同学了。我就对父亲说：“现在，就是马上让我上高中，我也不去了，我怎么好意思与一帮小孩子当同学？”父亲很坚决地说：“不行！这是一口气，我就不相信我儿子会一辈子烂在庄稼地里！”

    我有一位堂伯父，在延边朝鲜自治州当宣传部长，是位高干。1975年回家探亲，就被父亲盯上了，他对这位二伯父大倒苦水，说我学习如何好，放弃了是如何可惜，然后就大骂走后门，说：“二哥，你不在家，咱家没有后门，到处受人欺负。”说得二伯父也气愤起来。公社有位党委委员叫牛德昌，人们都称他“牛党委”， 曾经是二伯父的老部下，恰好在我们村下乡。父亲通过二伯父将牛党委请到家里喝酒，牛党委一听老领导请，乐颠颠地就来了。席间提起我升学的事，二伯父说：“德昌，你给办办这个事。”牛党委是寺门村人，与高中的校长也认识，他立即大包大揽，说没问题。他直接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入校？”

    轮到我这儿，我却犹豫了。其实，我早就对父亲表明过我的态度了：现在再插班学习，比班上同学们个子高出一头，我真的不想去。父亲一看我要退缩，急了，冲着我又瞪眼睛又咬牙的。我心也害怕，嘟嘟囔囔的不知说什么好。牛党委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你自己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个话就行。”

    客人走后，我与父亲争论了好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母亲心疼儿子，就说：“还是依他自个儿吧，他不想去，去了也学不好。”父亲没有办法，就赌气地说：“愿去就去，不愿去拉倒，将来别后悔！”

    从此，这件事成了我们一家心中的痛，谁也不再提起。

                                                        202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