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不能叫“梦断中考”，因为根本没有“考”。

    1973年底，我初中毕业了。按理说，下一步就是升入高中继续深造。

    我读初中的这几年，正赶上邓小平的复出。他一上台，就大力搞教育整顿，狠抓教育质量，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因为我多读了一年，恰好赶上批判回潮，教育改革。传统的文化考试被中断，代之以推荐选拔。也就是说，高中录取新生，不再看中考成绩，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主要看家庭成分与政治表现。出身无法改变，不但“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被排挤在外，就是亲戚的孩子也受到株连。至于政治表现，其标准都是一些虚的东西，好不好都在于学校的鉴定，除非有明显的特殊的“反革命”活动。但这样一来，也就给“后门”开了绿灯，一些本来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被有后门关系的学生顶替了。

    我恰恰相反，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具备了。比如我的外祖父在土地改革时被评为地主，我的母亲就成为地主子女，而我则成了地主子女的子女，在政治上被打成另类。说到政治表现，让我自己下结论，恐怕也不好意思说优秀，因为调皮捣蛋的事干得太多了；至于后门关系，却连个吃官饭的亲戚都没有，家里连根柴火都是从地里捡的（我的伯父倒是海军军哥，但他对家里的事从来不过问，根本指望不上）。

    对于当时“推荐”的内情，我一点都不清楚，只是觉得升高中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就在家里等。原来大鲁道初中的毕业生都是到齐桥中学上学，因为“改革”，改到寺门村中学。寺门村到我们家有二十多里路，将来到那里上学，路途太远，双腿走路肯定是不行了，二舅把他的一辆破旧的“大铁驴”（也有的叫“水管架子”）给了我。我兴致勃勃地练了好些日子，才算学会了骑自行车，就是为了上高中做准备。

    我在家里信心满满地等待高中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听说有的人已经收到了，而我的却迟迟没有音讯，我觉得可能是路途有远近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所以，始终没有丧失信心。直到年根底去赶烂市集，在集上遇到大鲁道小学教师高存占，他问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就悬了，通知早就发出来了，该收到的也应该收到了。听了他的话，我有点慌了，回到家里，立即去问李堪域、刘树堂等人，他们都说收到了。这样，我就知道自己没戏了。

    比我还着急的是父母。母亲急得掉泪，说她耽搁了我，原因是我姥姥家是地主，肯定是这个原因我被驳回了；父亲则不住脚地找这个老师找那个老师，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坎军老师是我们本村人，他说本来我没有被推荐上，但结果教过我的老师都说太可惜，就主动找到校长求情，最后总算把我列入名单中，但是最后一名。至于最终为什么没被录取，他就不清楚了。最后，父亲找到校长刘立德老师（父亲代课的时候与刘老师认识），刘老师告诉父亲，我本来已经被推荐上了，但我的一位女同学的父亲在供销社吃官饭，他找到寺门村中学从校长，结果女同学上去了，我却被挤了下来。

    得知真相的父亲气坏了，不过他仍然没有放弃，凡是混官差的熟人几乎都找遍了，见了面就给人家说好话，乞求人家帮忙；觉得有点希望的，就请人家喝酒。但是，当一切努力都失败之后，他绝望了，他找到李坎军老师家里，大发牢骚，并且发誓：“你看着，将来我下面再有了孩子，只要没有当老师的，我就不让他上学！”回家后，母亲责怪他：“你冲着人家坎军发什么牢骚？又不是他不让你儿子上学？”父亲无话可说，只是气得呼哧呼哧地直喘大气。

    尽管父亲仍然不甘心，直到开学很久之后，还在不断地托人找关系，但我心里明白：我的学校生涯彻底结束了。

    后来，与那位顶替我的女同学成了很好的朋友，我经常拿这件事与她开玩笑。她说她只知道为了升学的事她父亲找过中学校长，但她并不知道顶替我的真相。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在这个问题上她是无辜的。但不管怎么说，因为她的“加塞”，我的升学梦是彻底粉碎了。

    也许，这就是命吧？

                                           20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