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1年升入大鲁道初中的。

大鲁道公社有两所初中：大鲁道初中负责全公社北片招生，学校在公社所在地——大鲁道村，校长为刘立德；水库中学负责南片招生，学校在大鲁道村南三里处，一个人造水库的旁边。校长为何会廷。我们属于北片，被分在大鲁道初中就学。

当时，教育界正在大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年制从每年的九月到次年的九月，改为正月到次年的正月。当时我所在的本村小学是一所完全小学，四加二学制模式，被改成了五年制。升入大鲁道初中之后，原本学制是三年，改成了二年，两轨制，初一与初二各两个班。班级编号是延续上面排下来的，我们一年级分为初中八班与初中九班，简称“中八”、“中九”。我属于“中八”班。

“中八”班的班主任是穆国旺老师。那年，他刚刚参加工作，尚未结婚。开始，他教我们语文，刘堪文老师教数学，朱炳路老师教物理、化学。不知为什么，后来二人换了个儿，刘老师教语文，穆老师教数学。只有朱炳路老师始终未变。我在大鲁道初中就学的三年时间里，科任老师经常调换。除了上面二位老师外，教过我们数学课的老师还有贾培芬老师与沙树荣老师，教过语文课的耿万明老师。期间，泊师毕业的王秀荣与孙秀英老师在我们班上实习，分别教语文与数学。

其他副科老师更换的就更频繁了。刘立德老师亲自教我们音乐与政治课，张玉红老师教美术与俄语，刘春红与赵静智教体育，郭洪琴老师与刘文起老师教过一段时间地理。 其他短暂代课的就更多了，因为时间短，印象不深，现在都记不得了。

中八班的班长是李如胜，苟村人。有一段时间，我与苟西营、刘元森等人还与他说过拜把子的事情。当然，只不过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磕过头。过了不长时间，此话就不再提了，所谓拜把子，也不了了之。其主要原因是李如胜为班长，自然是老师的宠臣；而我们（尤其是我）则是捣蛋一派，属于落后分子，观念不同，做法也不同，分道扬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开学的第一天，我就迟到了，具体原因也记不得了。反正我匆匆忙忙门头大汗的赶到教室报到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当时还没有分班，大约有百十号人的样子。副校长耿万明老师与几个科任老师都在，应该是在我到达之前已经开过会了，我进教室的时候，穆国旺老师正在读报纸，读的什么内容早忘了，或者根本就没听清。

不知道这第一节课就迟到，是不是具有象征意义，反正从此之后我的初中生涯就开始了。整整三年，就这么疙里疙瘩地过来了。学习有好有坏：文科优秀，理科糟糕，偏科得厉害；捣蛋出名，添乱不少，偏偏得老师喜爱；挨表扬与挨批评差不离一样多，临毕业居然入了团，虽然当时只有十四岁。

在小学的时候，我就经常性头疼，父母说我是读书太认真，把脑子累坏了。别人也都跟着这么说，其实，当时我就知道脑子哪里就累坏了？头疼肯定不是这个原因，但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也让医生看过，似乎也都含含糊糊说不出个子丑卯酉来。当时学校搞小小银针治大病，每个人都要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灸。听讲课的大夫说，扎印堂穴可以治头疼，我就自己扎，天天扎，结果把印堂穴扎得皮肤都僵硬了。后来到了初中，头疼得更厉害了，让公社卫生院的王成才大夫开过中药方，具体是什么药我都忘了，只记得其中有红荆条之类。别说，吃了几副之后，病还真减轻了。

由于初二下半年因病耽搁课程过多，父母决定干脆停学，等第二年留级复习。这样，两年的学制，我读了三年，也就是本节题目“初中2+1”的由来。

1973年，我留级到了下一届的“中十”班，与同村的李堪域、朱喜久等人成了同学。年底，初中毕业，不幸的是正好赶上了“教育改革”，取消升学考试，改为“推荐选拔”。所谓的“推荐选拔”，主要看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看家庭出身与政治表现；自然，还有不能说的一条，就是看后门关系的软硬。按理说，我升高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推荐的时候还是落选了。我的几位科任老师为我鸣不平，觉得我升不上高中太可惜。经过几番力争，把我列为推荐指标的最后一名。

也是命运弄人，就在我自以为升学没问题的时候，我的一位同村同班的女同学，通过在供销社吃“官饭”的父亲找到高中校长，结果我落选了，女同学顶了上去。多年后，我与女同学成了好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会经常用这件事与她开玩笑。其实，当时的她并不清楚这个过程，我也知道她是无辜的，不过拿这件事与她打趣而已。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的“升学梦”最终还是破灭了。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个打击是致命的。

                                               2022,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