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说苑》（31）

    治理国家，有两个关键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刑法与德教。所谓刑法，就是惩罚罪恶，并禁止后来者仿效；所谓德教，就是培养人的善良品性，并补益不足之处。刘向说："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刑法与德教，都是教化产生的必由之路。他认为："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国先其刑而后其德。"也就是说，行王道的人重德教而罕用刑法，行霸道的人刑法与德教并用，而强暴之国是先用刑法而后用德教。作为儒家学说的追随者，刘向显然是重德教而轻刑法的。

    关于德教与刑浩，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争议，以至于到四人帮掌权时更干脆将中国的历史说成是儒法斗争史。很显然，自战国时期，尤其是西汉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基本是儒家占优势，而法家占劣势的。儒家认为，用仁德教化百姓而没有效果，就用武力威慑他们；威慑也没有效果，就用刑罚惩治他们。那种弄到非用刑法不可的政治，并不是成就王业的人所推重的。故而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

    孔子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已经看到法律和刑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换句话说，他已经认识到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思想和道德素质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企图以道德教育的手段，来影响和堤高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道德情感，强化道德意识，增强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人们的"羞耻之心"， 从而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达到使人们自觉遵守行为规范的目的。应当说，德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它又有着一个先天性的弊病，那就是导致"人治" 现象的发生，一切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给人们的心灵戴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另外，也导致了国民法律意识的淡薄，从而从另一种角度，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平衡。

    很显然，在廿一世纪的当今，单纯强调"以德治国"， 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可以想见，在一个世人皆欲贪的社会环境里，怎么能够要求一个人洁身自好，做到世人皆浊我独清？全社会的人都要受利益的驱动，一味向钱看，岂能独独要求某个人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尤其在旧的道德体系已经坍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一味追求德教，岂不是古人说的"刻舟求剑"？ 刘向也承认："善不劝，恶不惧，而能以行化乎天下，未尝闻也。"也就是说，如果善行得不到鼓励，行恶的人不畏惧，却能用德行来感化天下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同理，单纯讲求法治，也许一时能有效地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却不能从根本上形成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前提，从而使人们将遵守法律变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

    所以说，单纯地讲"以德治国"或"以法治国"， 都未免失之于偏颇，最佳选择当然是两者的结合。一方面是要加强道德教育，使法制建设得到强有利的思想和政治保障，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来处理当今时代的各种利益关系；另方面，要注重法律的道德基础，把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要求，融入法律规范当中。同时，也要把遵纪守法做为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总而言之，德治与治是社会发展的两翼，是相辅相承的关系，单独强调任何一方，都会导致社会天平的失重与倾斜。显然，这是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