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蹉跎（30）

    中国人历来是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男人与女人之间仿佛天然有仇，一见面不打个鼻青脸肿就不懂得圣人之道似的。就连夫妻之间，也得讲究“床上夫妻床下客”，不管你们夫妻在床上是多么的亲热，下了床就必须男是男，女是女，最起码是“相敬如宾”。中国的教育，对孩子们从小灌输的就是这种理念。在学校里，我们那个时代的男女同学之间，界限是十分明确的，谁也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其实，在小学阶段，这种界限并不明确，未谙世事的孩子不懂这一切，脑子里还没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谁与谁好就与谁好，真的是赤子无邪。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就与班上的一位小女孩相好，有时候两人对看一眼就知道对方的想要什么，有时相视一笑，谁也不说什么。谁从家里捎来一点好吃的，必须给对方留一点，上学放学也一起走。但大了一点儿就不行了。过了一二年，怕被同学笑话，从此再不敢那么亲密了。再稍微大一点儿，男女之间的界限就更分明了。要是谁与谁亲密一点儿，男的就会被说成是那女的小女婿，女的被说成是那男的小媳妇。结果，男女同学之间连话都不敢说了，在街上走个对头面也故意装作视而不见；在学校里，如果男女同桌，中间就会划一道线，谁也不能越过这条线，包括谁的书本或铅笔盒压到线上都不行。当然，在这中间女的是弱者，受欺负的还是以她们为多。有时候把她们欺负哭了，她们会到老师那儿去告状，老师就把我们叫去，狠狠地将我们批评一顿，说我们是封建思想。有的女生也不是那么好欺负，她们的拿手好戏就是骂街，男人哪好意思与一个女的对骂？不敢来明的，就来暗的，暗中在她们身上发坏，狠狠的捉弄她们。当然，结果换来的是更难听的骂声，只不过她们也不敢指名道姓，只能骂糊涂街。

    到了初中阶段，男女之事懂得更多了，界限也就更分明，男女对立也就更严重。那个年代的初中同学搞恋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班上，我与同学李堪玉是好朋友，学习成绩并不差，只是调皮爱闹，老师拿我们没有办法，就开始对我们实行“隔离政策”，将我俩的前后左右都换成女同学，以控制我们在课堂上打闹。一开始，我们还觉得挺别扭，想再交头接耳也没有对象了，因为男女之间是不说话的。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故意学着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王成的样子，大喊“我被包围了！”同学们哄堂大笑。当然，我们也不会轻易服输，就想尽办法捉弄身边的女同学，比如偷着在她们的背上画个小王八，在她们的脖领子里放一条毛毛虫，在她们的书包里放癞蛤蟆等等，经常把她们欺负的哭哭啼啼的。她们也不敢去告状，因为她们知道，告状回来就接着是一场更厉害的捉弄。我们的班长姓宋，是个女的，她经常到老师那里去告我们的状。再加上她穿着一件当时很难得的绿军上衣，我们看着也挺嫉妒的，就想法治她。李堪玉嗓子好，我就编鼓词捉摸宋同学，然后，由李堪玉来演唱。我至今记得，因为她姓宋，我就学着《水浒传》里说宋江的那样，把她叫做“家里木”。捉摸的内容，也无非是她与谁谁搞对象之类。宋同学经常被我们气得哭，老师管也管不了。后来，宋同学也没辙了，只好与我们求和，找到我们，说：以后咱别这样闹了行不行？见她服软了，我们这才放过她。现在想想不禁好笑：我和李堪玉当时真弄得像个黑社会似的。

    当然，这么多年过去，同学们相见，不管男女，总是有一种亲近感，再没有了当年的敌意。说起当年的情形，会忍不住哈哈大笑，想想那时候的孩子气，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尤其是那位女班长，我还特意打听过她的消息。听杜树艳说，她后来嫁到了齐桥一带，已经是个农村老太婆了。虽然距离并不远，但如果不是特意的话，见面也很难。想为当年的事道歉，怕是也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