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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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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2+1
(2021-07-08 01:26:49)
——半生蹉跎（27）
先来说说学制问题。
当时，有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其中一句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原先的初等完全小学是六年制，因为要响应号召，改为五年制；初等中学是三年制，改为二年制。同时，学年制也有了变化。从前是每年九月入学，至第二年的九月为一学年。所以，我是1965年九月入小学，1970年底毕业，读了不到五年半。1971年正月十六，就到大鲁道中学报到，算是正式的初中生了。
再来说说大鲁道中学。
大鲁道是公社所在地，大鲁道中学地处村子的西南。这是一座占地十多亩的校园，大门南向。进门之后，以甬路为界，第一排的路东为教师办公室，路西第一间是校长办公室，再西面是校办厂；后面是第二排与第三排，就都是教室了。大鲁道中学是二轨制，也就是每年级两个班。初二年级分为中六、中七班，初一年级分为中八、中九班。我属于中八班，班长是苟村的李如胜；李西法等人被分到中九班，班长是大鲁道村的高维清。
像小学阶段一样，初中阶段的任课老师变动也十分频繁。刚刚入学的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穆国旺老师，耿万明老师教数学；大概是耿万明老师兼任副校长，不久就改为刘堪文老师教语文，而穆国旺老师改教数学；后来，穆国旺老师仍然教语文，而数学老师则换成了贾培芬老师。到第三年复习的时候，语文改为李坎军老师，刘堪文老师教数学。不管这两科的老师如何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我永远是语文老师的宠儿，是数学老师（包括物理化学老师）的头疼的对象。因为在小学阶段，我的各门功课都是优秀；到了初中，明显开始“偏科”。上语文课的时候，我听得最认真；为了逞能，甚至仗着自己看的书多，故意给老师出难题。我最喜欢的是作文，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有的还登在了学校的板报上。而到了数学课堂上，老师在上面讲，我则在下面偷偷地看小说，老师讲的什么，根本就没听。那些方程式、开方根之类，连门都没入。
物理化学一直是朱炳路老师，一直教了三年。另外，刘立德老师负责教音乐，有时还教历史。不过那时候这两科都没有课本，音乐课就是教唱一些很流行的“政治歌曲”，而所谓的历史课，无非是读一些报纸刊物上的文章而已。
还有张玉红老师。他开始教我们美术。当时，我很喜欢画画，张老师教给我们画一位手持钢枪的解放军战士，我模仿着画，居然得到了张老师的垂青，在班上好好地表扬了我一番。后来，美术课取消了，他又负责教我们外语。当时，中苏关系交恶，全国上下都在准备打仗，所以，外语学的是俄语。
读初二那年，我经常性头疼，父母说是因为太爱看书而累的。他们怕我把脑子累坏了，就没让我参加当年的毕业考试。第二年，又重新读了一年初二。所以，等于读了三年初中。
1973年底，我初中毕业了。临毕业，穆国旺老师把我与李堪域等几个同学叫到办公室，说是要我们几个写入团申请书。说实话，当时我们对入团问题都没有什么概念，反正老师让怎么办就怎么办。按照穆老师的吩咐，我们各自到自己的“社会关系”方面去开证明。本来我的外祖父家在土地改革时因为有四十亩地被评为“地主”，要知道，这可是属于“四类分子”之一，肯定对入团不利。二舅说：“你甭管了。”说着，拿着提前写好的证明去找大队干部盖章去了。二舅是残废军人，在村里也很威风，他自称个人身份是中农，而大队干部居然真的就给盖了章。回来后，把证明材料交给穆老师，以下的情况就再也没过问。毕业回家时，穆老师告诉我们，入团的事情已经被批准了。但是，连个仪式都没举行，我们稀里糊涂就回家了。回村参加劳动之后，大队组织党团员活动，一开始还叫我参加，后来说公社团组织没有我的档案，活动也就不让我参加了。我当时虽然很沮丧，但是也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派驻我们大队的工作组张广耀老师主动替我去找，终于还是找到了，我这才得以重新参加活动。当然，此是后话了。
本以为升高中没什么问题的，不料那年突然来了个“教育革命”，学校招录新生，不再通过考试，而是改为“推荐选拔”。所谓的“推荐选拔”，不过是政治挂帅，学习成绩好不好，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了。我的外祖父家“阶级成分”不好，我自然为其所累而名落孙山。从此，我的学生生涯就彻底结束了。
2021/6/28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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