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蹉跎（21）

                                                                    （1969年的张玉和老师）

说到我的小学老师，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张玉和老师。 当初，是他用一把鲜花把我引领进学校之门，所以，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张老师是学校校长，还兼着我们的班主任。我从小就爱看书，入学以后学习成绩也不错，张老师很喜欢我，第一学期我就被评为三好学生，奖给两个生字本和两杆铅笔。有了作文课以后，我的作文就经常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张老师还把它登在黑板报上。有一次上“斗私批修课”，要求每人要把自己做过的坏事都写下来，我充分发挥了我的写作特长，竟写出了74件坏事，一下子成了斗私批修的典型。张老师还把我的材料拿到全公社教师大会上去读，使我在村里成了小名人。

当时，样板戏很流行，《红灯记》的主人公叫李玉和，与张老师只有一字之差。巧的是，戏里的李玉和的名字是后改的，而他的原名就叫张玉和。更有意思的是，身材很魁梧，脸型也方方正正，眉眼之间还真的与李玉和有几分相似。张老师不是我们本村人，他老家是交河县西部的四营公社军张村，十八岁开始工作就在我们村任教，一直教了二十多年，村里大人小孩没有他不认识的。因为他为人厚道，工作又认真，连续多年被评为公社和县里的模范教师，因此，在村里威信很高，几乎没有人说过他的坏话。但不知为什么，他的同事倒似乎对他有点微词，估计是他过于认真，工作要求严，老师们难免有怨言。但怨言归怨言，却没有人质疑他的人品。最让村里人愤愤不平的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居然没有入党。我毕业后一直爱好文学，又年轻气盛，竟不知深浅的写信给《沧州报》，为他鸣不平。不过，信寄走后就泥牛入海没了音信。七十年代末，他调回原籍任教，村里人都恋恋不舍，有人还哭了。村里套了大车，一直把他送到百十里之外的老家。那年，正赶上教师涨工资，按照规定，张老师要回原来工作过的单位评工资。人已经调走了，还要回来评工资，占用该单位的指标，张老师本人也没抱多大希望。谁知他偏偏就得了个满票！这是大家对他工作与人品的充分肯定。

八十年代中期，我调到市教育局工作。有一天中午喝酒回来，发现有个人坐在我办公室门外的地上，屁股下垫了张旧报纸。我一看，原来是张老师。就赶紧把他让到屋里，为他沏上茶。他对我很客气，甚至还有点拘束，仿佛我是他的老师似的。他说他是来教育局办事的，事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经过他的介绍，我才得知，他调回原籍之后，工作并不顺心，村里人也拿他不太当回事，远没有在我们村那么受尊敬。特别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让他更是难过。因为宅基地的事，他家与邻居发生了冲突，那家人仗着人多势众，明显的欺负张老师一家。有一天张老师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自己的妻子孩子正与那家人干仗。对方一铁锨就把张老师的儿子拍倒在那里了。谁知张老师竟然没有任何表示。我问他：“你怎么不还手？”他竟说：“咱是老师，跟人家干仗，不让大伙儿笑话吗？”这样的老实人竟然被如此的欺负，我愤愤不平的说：“要是换了我，我一铁锨也把他铲在那里，我可不管什么教师不教师！”

张老师受得了这窝囊气，他的夫人是个烈性子，她决心要出这口气，就四处告状。村里出动了很多人作工作，谁也劝不下，村干部就把任务交给了张老师。张老师哪里会拿老伴有办法？气得他对我直念叨：“疯了，神经病了！”他的老伴姓李，也曾经在我们村当过代课教师。为了告状的事，她到我这里也来过一次，她是到北京去告状，路过我这里。一提起张老师，她也气得不行，说：“你看你们张老师，窝囊不窝囊！”这女人也真有点毅力，日子也不想过了，一个心眼就是告状。我看如果窝在她心里的这口气出不来，恐怕是真的要得神经病了。她几乎把所有的有关部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为了告状，她跑公社，跑市里，跑省里，一直告到北京。因为经济困难，经常连饭都吃不上；没钱买车票，就坐蹭车。服务员向她要车票，她拿不出，就哭诉自己的冤情，结果赢得了服务员的同情，把车票给免了。她苦笑着对我说：“你看，我都成了这样的人了。”我无话可说，只得空洞的安慰了她几句。

后来，我一直再没见到张老师。前几年，韩秀松老兄读了我写张老师的文章，说他能为我联系到张老师，后来也果真联系到了，张老师也看到我写他的文章。可惜的是因为杂事缠身，始终没有亲自去拜访。去年，李西法等人去看他，席间与我视频，看到他八十多岁了，气色还是很好的。当时我说我有机会去看他，不过，至今仍未成行，心里一直怀有一种歉意。

                                                                         202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