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1980,7,5

在帆布厂见到李泽有、夏增江以及《沧州日报》李继光等二人。

日记：1980,10,7

李继光退回《带黑斑的山芋》并提了几条意见。他说我的创作态度不太严肃，原因是字写的有点潦草。

日记：1981,1,7
      李继光来信，说准备发表我的《错拜花堂》与《取巧骂己》，他已替我修改完毕，要我誊清再给他寄回去。
日记：1981,1,27

     李继光退回《错拜花堂》《取巧骂己》，说是因为我将稿子寄回去的太迟了，所以不发了；并说这是对我潦草行事、治学不严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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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了大半辈子，遇到两个动辄对我大加训斥的人，几乎没听到过一句表扬，一味地全是指责与训斥。也怪，我这个被人称做头上有反骨的人，居然毫不为意，反而有点乐在其中。一个是泊头市的领导，曾经当过我不到一年的顶头上司，却训斥了我大半辈子。他给我的罪名是“不规范”，也就是不符合官场规矩的意思，即使现在我都退休了，聚会时还仍然不忘说句：“你这一辈子就是不规范！”不过，我并不怕他，反而时常与他开些没轻没重的玩笑，吓得朋友在底下拉我的袖子，警告我不要造次；另一位就是李继光老师。

认识李继光老师，是通过信件来往。当时，他是《沧州日报》的副刊编辑（后来任副总编辑），而我只是个刚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小作者。我给报纸投稿，并未直接写信给他，他回信时不但署了名，落款居然是“伯伯 李继光”。看了落款，吓了我一跳，我与他素味平生，连面都没见过，何来的“伯伯”？莫非是因为我年纪小就成了我的长辈吗？当时，我让柏昌老师看了信，他们是认识的，只是并不算太熟。与柏昌老师一说，他也觉得李继光太爱充大辈。后来，谜底才被揭开，原来他与我的伯父关系不错，他们年纪相当，以弟兄相论，从这个角度上，我自然就成了晚辈。

他的第一封信就是训斥我的，罪名是“太潦草”。这顶帽子，我也戴了多年，几乎每次通信都有这三个字。既然认了长辈，我自然没有还嘴的权利，他说什么，我也只有唯唯；不像对待前面提到的那位领导，可以“恃宠而骄”。

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伯父任党委书记兼副厂长的泊头市帆布厂。那天我去找伯父，正赶上他与《沧州日报》的另一名记者在那里采访。一见面，发现与我想象当中的他大不一样。我以为他是一位儒雅书生，没想到却是一位彪形大汉，而且看上去不像文人，倒像是个庄稼人。伯父把我介绍给他，他神情严肃地看着我，第一句话竟然是：“你这小孩，就是太不认真，太潦草！”伯父也有点意外，赶紧把话头岔开了。他本来想把李继光介绍给我，中午陪着吃顿饭，以便今后联系的，但我一听话头不对，赶紧找借口逃了。

正式与他交往，是我在《无名文学》编辑部的时候。《无名文学》在沧州报社印刷，排版、校对都在那里进行，出门进门经常会见到他。他对我真的就像长辈对晚辈，亲切而严厉，说实话，我从心理上还有点怕他。真正的见面多起来，是我到了教育局之后，当时，他已经是《沧州日报》的副总编辑了。他来泊头教育系统采访，基本都是我接待。我还记得第一次陪他喝酒，才要开喝，他居然把酒瓶子拿过去，往眼前的茶杯里倒了大半杯，然后说：“我就喝这些，你们随便。”陪客的人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一下子都唬住了。但是，等他喝完杯里的酒，再怎么劝他都不喝了。喝酒的时候，照例是不断数落我的不认真，太潦草，我照例是乖乖地听着，不敢吭声。他平时神情总是很严肃，极少见到他笑。其实我最怕他笑。他笑起来，呵呵两声，仿佛是皮笑肉不笑，使我有一种大祸降临的感觉——当然并不是。熟悉之后，知道他就是这样，也就习以为常了。

他退休之后，开始沧州新闻史研究，出过两本书。此时，我已经到了市委编《泊头报》。有一天上午，都下班了，我正准备去市委食堂吃饭，他来了，背着一大包书。一坐下，他便把里面的书掏出来，原来是他编的两本书。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问：“你能要多少？”我并不傻，赶紧充慷慨。我心里有底：反正我不掏钱，做瘪子的是金发兄，他是领导，他管钱。接着，我赶紧张罗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也不复旧时酒威，不再大口喝酒，改为小口抿。那天他喝得不多，我也没敢紧让。

九十年代后，我就再未见过他了。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李继光老师不在了。我大吃一惊，赶紧问怎么回事？对方朋友说，李老师死得很惨，是过一条厂用铁路的事，他心急，像别人一样从车缝里钻过去。结果惨剧发生了，车辆突然开动，李老师惨死轮下。其惨状令人不寒而栗。

听了这个消息，我很难受，一个大好人，居然以这种方式告别了人世，老天爷太不公了！但我心里，他是一直活着的，尤其是他的那句“不认真”、“太潦草”，时时警诫着我，认真做事，不敢懈怠，一直到今天。

                                                                    202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