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历史记忆（102）

日记：1979,2,16

正式开始在海河指挥部上班，我的职责是资料员兼打字员。属于政工组（也称政办室），负责人叫袁培，五十多岁，原来也是文化馆美术组的人。

日记：1981,2,22
  晚上袁培来，他说我的工作问题暂时不好解决，他认为关键问题还是经费问题。要是三月中旬经费指标能下来的话，问题可能就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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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河指挥部上班的第一天，就是在袁培那儿报的到。除了郭峰，他是我见到的指挥部的第一人。

他五十多岁，大个子，长方脸，平时总是半眯着眼。牙齿脱落，新镶的一口白牙，似乎还不怎么习惯，说话时语速很慢，总是咬着字音。他是文革前南开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师从绘画大师溥佐。毕业后，分配在交河县文化馆美术组。海河指挥部一成立，他就被借调过来，属于指挥部的元老之一。长时间的借调，使他荒废了专业，与他同事那么长的时间里，从未见过他拿画笔。他工作稳妥，善于协调各科室之间的关系，全指挥部上下，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对他都很敬重。尤其是指挥部主任郭峰，俩人都是文化系统出来的（郭峰当过县剧团的团长）关系很密切，有什么重要事情，先与他商量，然后才上班子会研究。袁培也是事事从大局出发，极力维护郭峰的形象。

第一次出河工，我就与他同处一室，因此，我就感觉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注视之下，不敢搞任何的小动作。他对工作要求很细致，审阅我们起草的文件，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我在负责起草文件的同时，还负责文件的打印工作。他要求打印出来的文件，纸面必须干净整齐，有半点油墨斑点都要丢掉重来。编印第一期《海河简报》的时候，由于我对油印技术还不熟悉，印出来的文件油墨轻重不匀，我本以为满可以敷衍过去，谁知他拿着文件神情凝重的看了半天，随即往桌子上一丢，至轻声说了两个字：“重印。”我知道这一关滑不过去了，只好乖乖地推倒重来。从此以后，在工作中我在不敢敷衍应付，严格的自我把关。

平时，他的神情很严肃，一般人都不敢与他开玩笑，只有几个老科长与他同事多年，与他经常开玩笑。尤其是后勤科科长韩同林，经常与他斗嘴。韩同林说话粗俗，而袁培却语言文雅干净，颇有一点秀才遇见兵的感觉。不过，袁培话不多，却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力，虽然不带脏字，却句句入木三分，经常弄得韩同林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

袁培对我很好，不然工程结束后也不会把我留下。在指挥部留守的时间里，他经常会把我们几个年轻人叫到家里吃饭。他的夫人也是个很文静的女性，对我们很热情。去尤其爱吃她做的凉面。面条都是手擀的，筋道弹牙；面酱卤味道醇厚，香味扑鼻；配菜简单，却样样清爽可口。只是与他同事不到两年，他就调回文教局，负责新电影院的筹建工作，并成为电影院的第一任院长。他经常回海河指挥部来，来的时候，都顺手给我们几张电影票。要知道，当年的电影票虽然只有一两毛钱，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舍得花的；况且，电影票很紧张，买票需要排队。所以，他每次回指挥部，我们都眼巴眼望的盼着，但也不好直接问。如果哪次他没带票来，等他走后，大家都咳声叹气的，失望极了。即便他调走后，对我仍然十分关心，也会叫着我到他家去吃饭。1981年初，海河指挥部要与水利局合并，我们这些“聘干”的去留就成了问题。他就积极地找领导，为我说情，希望合并后将我留下。虽然他的说情没有成功，但他的这份情谊，我是一直记着的。

我离开交河之后，就再也未见过他。后来听说他退休了，还听说海河工地广播站的广播员赵素清成了他的侄媳妇。再后来，就没有他的任何信息了。我的同村老乡、副市长解宝华先生在交河居住时，曾经与袁培是邻居。他在读了我最近一篇提到袁培的文章时，留言说袁培已经去世多年，我才明白，我与我的老长官早已经阴阳两隔，心中不免伤悲。

伤悲之余，我就想：作为大家溥佐的高足，如果一直从事绘画专业，当是如何的成绩？可惜，一入官场，便偏了轨道，成就了一个小吏，泯灭了一个画家。仕途误人，诚不谬矣。

                                                                          202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