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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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散文 |
日记:1978,9,18
下午,受领导委派,回庄头去请李固西,请他与徐维章说鼓书,但没请来;又持于振奎的信再请,终于来了。
晚上,在连部说唱西河大鼓《呼延平打擂》。
1978年,我参加了大鲁道公社的修桥队,在全公社各处修桥。到了秋季,修建大鲁道通石桥村的桥,在大鲁道村西搭起了民工住的“一窝龙”。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就以住的方面来说吧。其实,所谓的“一窝龙”,就是民工住的的工棚,架好骨架,披上一层竹箔,外面泥上一层薄薄的泥巴。天热的时候,里面比蒸笼还热,让人喘不过气来;天冷的时候,四处透风,晚上只好缩在被窝里当“团长”;蚊子不必说了,赶都赶不走;睡觉铺的麦秸里面跳蚤滚团。尤其是一帮大男人,抽烟、放屁、出汗,那味道想都可以想得出来。所以,平时谁也不在里面带着,收工之后,人们就到处瞎逛,说不准就会弄出点什么故事来,带工干部们都很挠头。
有一天,带工干部于振奎突然来了兴致,想听西河大鼓。因为县水利局来的督导员徐维章早年也说过书,他倒是很痛快的答应了,只是没有伴奏的。于振奎说,庄头村的李固西会伴奏。于是,他派我回村去请李固西。李固西是我的远房族叔,年轻时曾经以说书为生,也是个远近有名的鼓书艺人,固西婶子就是因为崇拜他,追随他,最后嫁给了他。他个头微高,体型微胖,说话十分幽默。平时爱说个笑话什么的,说的时候,他板着脸,满脸不苟言笑的样子,可是说出来的话,却让人乐得直不起腰来。别人大笑的时候,他才狡黠的笑笑,也是皮笑肉不笑的。不过,他有哮喘病,平时稍微用力就喘不开气,一笑起来就更上不来气,剧烈的咳嗽憋得满脸通红,汗都下来了。看他一副难受的样子,人们也笑不出来了。等他缓过气来,却又接着说笑话,弄得人们笑不是,哭也不是,心里很疼他。后来年纪大了,病势加重,一般情况不再说书,不过爱说笑的秉性改不了,人们一凑堆,他仍然给人们说笑话,所以,大家都愿意傍乎他。
此次受命回村请李固西,不料遭到了拒绝。他明显的是不愿意去,却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我只好回去复命,实话实说。于振奎也看出了人家就是不愿意来,所谓的理由不过是个托词。他觉得有点下不来台,就亲自写了封信,叫我拿着再去。好在工地离我们村只有三里路,说话的功夫就到,我又回到村里。李固西看了于振奎的信,笑了笑,这次没再说什么,就跟着一起来了。
到了工地,天已经黑下来。于振奎等人忙着热情地接待,并且让伙房炒了菜,还让连队干部们陪着喝了酒。我来来回回的跟着折腾半天,人请来了,喝酒却没有我的份儿。也许是当奴才当惯了,潜意识里也觉得自己本就低人一等,没有资格陪着吃饭,我心里虽然也有点不舒服,但也并没有过多的不满。从大伙房里打了饭,回到窝棚里吃完,与其他民工一起挤到连部听书。连部也是窝棚,虽然不像我们所住的“一窝龙”那么大,但也足以盛十来个人,其他民工则挤在门外听。这次我倒是受到了优待,被允许进来,坐在李固西身旁“伺候局儿”,也就是点烟倒水的角色。窝棚里挤得满满当当,中间一盏六十度的灯泡,在烟气缭绕的空气里发出昏暗的光芒。李固西本来就有哮喘病,被烟一熏,呛得直咳。于振奎命令大家不要抽烟,不过,没过多大会儿,他自己又把烟点上了。
看来徐维章早就有准备,自己带来的鼓与响板,他负责演唱,而李固西则带来了三弦,负责伴奏。徐维章鼓一敲,李固西的三弦便响起来,说书开始了。那天,说的是《呼延平打擂》。当时,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还没有在电台播出,说“老书”还是个新鲜事。呼家将的故事,我只是隐隐约约听说过,具体什么内容也不明白;而且,我过去听的都是《平原青松》、《隐蔽的战斗》、《平原枪声》之类的“新书”,而听老书也是第一次。
西河大鼓是中国北方地区的鼓书暨鼓曲形式,传统曲艺的重要曲种之一,它就发源于我们这一带。它的唱腔悲怆哀婉,即便是说英雄的故事,也有一种悲壮的感觉。再加上徐维章略微沙哑的嗓音,感染力还是很强的。李固西的三弦弹得确实好,不仅是技法熟练,还能加上许多的花样。弹得入情时,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浑身乱动,很夸张的样子,引得人们拼命的鼓掌。
当时的民工生活很枯燥,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项目,好不容易盼来了说书的,就像过年一样,连部窝棚被挤得里三层外三层,负责保卫的人员直嚷:“别挤,别挤!别把窝棚挤塌了!”虽然拥挤得很厉害,但鼓声一响,立即肃静下来,即便有人大声咳嗽,也会被身旁的人用胳膊肘撞撞,示意他小点声。那天说的《呼延平打擂》,足足有两个多小时。说完了,人们根本不尽兴,嚷着再来一段。结果是来了一段再来一段,弄到晚上十一点多人们仍然不肯罢休,挤在门口不让李固西走,气得于振奎破口大骂。李固西笑笑,说:“再来一段吧,这可是最后一段了!”于是,又来了一个小段。这次,人们不再嚷了,自动让开路,让李固西过去。
李固西是骑自行车来的,还是骑自行车回去。大家送到附近的路口,他就自己回去了。我没有陪他回村,而是回到窝棚睡觉,等待第二天继续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