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历史记忆（8）

   日记：1975，4,，4

自四月二日起，大队举办民兵夜校，刘中伏担任教师。

    日记：1976，5，10

今晚我给政治夜校讲课，讲梁效的文章《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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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自上世纪初期就有了。邹韬奋在《我们的读书合作》一文中就提过：“虽然这里有不少的夜校，但我们既然没有钱，也就不能进去。”夜校，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夜晚时间到学校上课，是一种业余学习。到了文革期间，性质变了，除了学习文化知识，最主要的是接受政治教育，成了宣讲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国际国内形势，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场所。有时为了利用反面教材，还会把四类分子，甚至把村里逮住的小偷小摸、玩钱赌博之类的人叫来进行批判。

    人们对政治夜校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是政治任务，闹不好就会给你弄顶政治帽子戴戴。因此，没有人敢疏忽大意。有时大队干部也亲自来讲话或上课，除了讲国家大事，就是说村里的具体人或事。由于不知哪会儿就会说到你的头上，所以，他讲话的时候，人们就会心里惶惶的全神贯注地听；但到了传达文件或读报纸的时候，神经就放松了：有的交头接耳拉套儿，有的就开始打瞌睡。大队干部不在的时候，人们反倒来了精神头儿，要不让教师讲笑话，要不就大声的说些村里发生的新鲜事。闹腾的时间不早了，有谁说句“散了吧，明儿一早还得干活儿呢”，也不等教师发话，人们就纷纷站起来往外走。老师没有办法，也只得顺坡下驴了。

    我们大队的夜校教师叫刘中伏，是位天津知青。原先下放到东北插队，后来，可能是家长不放心，就将她调回我们村。一来这是她的老家，亲友都会对她有所照顾；二来这里毕竟离天津近，回家探亲比较方便。那时，作为一个十五六岁，没有见过任何世面的庄稼小子，我几乎对任何城里人都有着一种近乎顶礼膜拜的羡慕。对刘中伏也是这样。她个头不高，瘦瘦的，长得不算漂亮，但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城里人的洋气。我特别喜欢看她头上戴着一方蓝色纱巾的样子，一举手，一投足，有一种飘飘欲仙的味道；就连她说话的声音都觉得特别好听，弱弱的，软软的，不但悦耳，而且使人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我非常喜欢听她讲城里的故事，在东北下乡的故事，尤其喜欢打听她看过一些什么书。她曾经向我借过书，这时候，我就仿佛中了什么大奖似的，赶紧拿来给她送去。她在夜校讲课的时候，我听得十分细心，有时还会做笔记。估计我是她最忠实的听众。不过，别人可不像我这样注意听讲，特别是她说话的声音弱，后边听不清楚，有人就十分粗鲁的大声嚷：“大点儿声！”就连我都觉的替她尴尬，可是，她自己并不怎么在意，略略提高了一点声音继续讲下去。她在我们村呆的时间并不长，后来，她进了县机械厂当工人，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只听说她在那里结了婚，后来又调回了天津。大概现在也应该退休了吧。

    1976年刘中伏调回天津后，夜校教师的任务竟落到了我的头上。大队干部李锡祯找到我，说：“往后你教吧。”接到这个任务，一方面感到荣幸，一方面却又诚惶诚恐，生怕讲不好会让人家笑话。第一课是讲梁效的文章《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 我十分认真地备课，为了弄懂涉及到的理论问题，翻了很多资料，做了很多笔记。要知道，我对这份儿工作，可是相当看重，当做重大任务去完成的呢！轮到讲课的那天，站在讲台上心里十分紧张，哪里当着这麽多人讲过话？在明亮的汽灯照耀下，在众人的注视下，我的脸通红，头上竟冒出了汗。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磕磕巴巴讲下去。一堂课下来，身上的背心都湿透了。

    我讲得稀里糊涂，人们听的也没有兴趣。过了不久，有一天大队干部不在，有人突然提议：“咱们打扑克吧！”他这一说，众人竟纷纷附和，围到一起真的打起扑克来。课是自然无法讲下去了，干脆，我也跟着看他们打扑克。后来，上夜校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妇女。我对李锡祯说了这个情况，李锡祯说：“要不就等等再说吧。”从此再无下文。

                                                                                  202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