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就想将初中时的两位恩师刘堪文先生与穆国旺先生请到一起，喝一次敬师酒，苦于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便一直拖了下来。今天，通过李坎军老师牵线，终于夙愿得偿。

三位老师（李坎军老师），都是我的“亲老师”，初中时代曾经受业于门下。他们原先都在乡镇教书，只是偶尔相见。他们退休之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等我内退，就再也没见过面。后来得知他们现在都搬到城里来住，曾多次打听他们的联系方式，始终未果。前几天与坎军老师聚会，他知道刘穆二位老师的电话，便说定三两天内我来做东，宴请几位老师。果然，今天就坐到了一起，并且请了同为学生的李堪域与挚友田宝春作陪。

三位老师都老了。其中刘老师最为年长，74岁；穆与李老师同庚，72岁。想想也对，作为学生，我与李堪域都已年过花甲，老师焉得不老？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上学时的很多事情，老师都记不得了；但作为学生，却始终未敢忘记。刘老师教语文，对从小就喜欢文学的我宠爱有加，他会把自己甚是宝贝的书借给我看。鲁迅的《彷徨》与《红楼梦》就是借刘老师的。那时候还不懂得爱护书籍，封面被我弄脏了，还书的时候，刘老师很是心疼，但也只是很婉转的责怪了一句：“怎么弄脏了？”他对我的作文评价很好，经常会在班上作范文读，或登到学校的壁报上。他与别的老师说：“将来洪勉会不会成为曹雪芹？”当然是老师“望生成龙”的意思；很可惜，我不但没有成为曹雪芹，连给人家提鞋的差事都没混成。有负恩师厚望，愧疚无地。

我升入初中的第一节课，就是穆国旺老师上的。还没有发课本，他给我们读的是报纸，内容早就忘了。当时他刚刚走上教师岗位，很年轻，还没有结婚。我成了他办公室的常客，因为他虽然教的是数学，但爱好文学，有不少借都无处去借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与黄天明的《边疆晓歌》。因为印象深，近年开始在网上买旧书，我把这两本书都买了回来，并且都是原来的版本；他还借给我一本文革前的《人民文学》，至今还在我的书房里，只是经过无数次的翻阅，封面与封底都没了，但扉页的麦贤德像与陈永贵举锤凿石的画像还在。另外，他还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借给我抄写，其中“三更灯火五更鸡”一诗与高尔基的《海燕》，到现在都能背下来。后来穆老师结婚，他还特意把自己的结婚照给我看，这充分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1979年，我在县海河指挥部工作，工程地点是穆老师的老家冯庄公社，他专门把我请到他家吃饭。八十年代，我已经到教育局工作，他到教育局来办事，我说中午请他喝酒，但忘了什么原因，却未请成。我心里很是愧疚，专门写了一篇散文《三次的道歉》，登在我编的《九月》小报上。当然，这篇文章的底稿与报样，现在都找不到了。

至于李坎军老师，这些年始终未曾断了联系，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这里不再赘言。

三位老师都很高兴，也喝了不少酒。为他们的健康着想，我没敢苦劝酒，反而劝他们不要多喝。但是作为学生，除了喝酒，似乎也没有更佳的方式来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只有把自己喝醉，来作为对老师的表白。所以，老师没醉，学生先喝倒了。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此言大谬。在我看来，应该是“吾爱真理，吾尤爱吾师”。没有老师教你，你哪里知道什么叫真理？

                                                               202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