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点不可思议，向来以舆论“灭火队长”著称的我，居然差点成了“纵火犯”，而且，烧的是自己老东家的房。
2013年，十八大闭幕不久，斯时，我已在家赋闲两年。一日外甥女来，说她谈了个对象，在乡镇教书。乡里有位老教师因为教师工资发放不全，产生不满情绪，写了首顺口溜，想发到网上去，但不会上网，找到她谈的这个对象帮忙。把帖子发到朋友圈里，不知怎么被官方得知，据说市里有领导非常恼火，要求严肃处理；教育局不敢怠慢，分别给与几个参与的人以行政处分，并且发红头文件予以通报。外甥女将教育局通报拿给我看。
顺口溜本意是给市长提建议，希望引起重视，并没有多么过激的语言，却被扣上大帽子，并且给予正式的行政处分，实在是太荒唐了。我当时很气愤，立即起草了一篇《九问教育局》，并拨通了北京某大媒体副总编的电话。老头与我相得多年，虽然脾气有点怪，但人很正直，也很热情。他听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很谨慎的要我把情况写一写，同时，将教育局通报与我起草的《九问》发给他。晚上，他就来了电话，说材料已经看了，很有新闻价值，《九问》一同配发，只是要再修改一下。第二天，我就把改好的稿子发给他，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动，只是增加了一条，“九问”改成了“十问”。
说心里话，当时我是有点得意的。我已经离开教育局多年，现任的局长我根本不认识，故而没有人情的阻碍。晚上，与朋友聚会，说起此事，铁哥们立静弟居然一口反对。我很意外，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教育局出来的，就不能搞这些。”我以为泊头这个弹丸之地，当官的都互相认识，立静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但他又说与该局长并没有特殊关系。征求在座各位的意见，他们也是笑而不答。后来，我将《十问教育局》给别的朋友看，也是笑而不答；让教育局的弟兄看，他们仍然是笑而不答。我明白他们的心思，都不便于表态。其实，在我心里也并没有究竟怎么样的意思，只要教育局给一个解释就罢了。显然教育局已经得知消息，仍然默不作声。这就激怒了我：既然你们不在乎，那我就把事闹大。我在教育局干了一辈子，心里自然明白：这年头当官的没有不怕事的。于是，打电话催问进展。老头说此事重大，叫我不要着急，耐心听他消息。
大概半月过去了，其间倒是有朋友劝我：别把事情弄得太大。太大了，连你自己也控制不了局面，毕竟你还要在这里生活。我的反应也很激烈：我已经退了，把官场都得罪了，又能奈我何？再说，我马上去上海带孙子，泊头就是天昏地暗也与我无干了。
有一天傍晚，一位哥们请我去吃烤串，参加者还有一个教育局的哥们。那天我们都喝了不少，他们劝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别当愤青了。临走的时候，教育局的哥们拉着我的手，再三问我：“局长让我与你说说，此事能不能压下？”他说他很为难，局长知道我俩的关系，让他斡旋一下；如果压不下，局长肯定对他不满意。我俩讨论了好半天。我是个性情中人，尤其是喝了酒，更是不想后果，为了朋友，冲动之下就答应了。
回到家，一觉睡到二十二点，忽然记起许诺给朋友的事，就有点后悔。不过，细想想觉得哥们说的也有道理，况且外甥女与那小伙子处的也不好，弄不好就会分手，我心里气就小了很多；再说，那局长毕竟与我无冤无仇，日后倘有见面之时挺尴尬的，何苦呢？想到这里，我就打定主意撤。不顾天晚，拨通了老头的电话。我将情况一说，老头半天没说话，过了多半分钟，才不满的说：“你这人，有没有准啊？”
原来，社里对此事件很重视。十八大之后，新的领导集体想建立一种新的舆论宽松环境，向世界证明中国的新思路，所以，编辑部准备将此事件定性为十八大后全国第一件网络迫害案予以报道。他的团队已经拿出了报道规划，下周一开编委会，讨论通过后就开始行动，派记者来实地采访，并且以此事为切入点，对教育经费的使用状况搞一个全面调查。他埋怨我打乱了他的计划，而我则有点庆幸：幸亏我的电话打得及时，倘若真的上了编委会，正式通过后再想变动也难了。事到此时，我只能在感谢的同时小心赔罪，甚至替教育局说起好话来，谎称教育局对此事处理的很及时，错误也得到了纠正，媒体再介入没必要了。听完我的话，老头怼了我一句：“有没有必要，你说了算啊？”
老头对我还真是天高地厚，他虽然心里不满，最后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一场我亲手点燃的火，最终没有烧起来，被我自己灭了。如果烧起来的话，不知是个什么结果，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自己点的火自己灭，看来我这个“灭火队长”也算没有白当。
201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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