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六月的日头最像日头，正午的阳光几乎要把地上的一切都烤死；而高考就像六月的日头，把全国人民的心都快烤糊了。高考，几乎成了所有平民百姓改变自己命运的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保持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难怪会牵动那么多人的目光。我在教育局工作期间，几乎每年都要参与高考的后勤工作。每次看见那么多的学生满怀紧张的走进考场，满怀希望或满怀失望的走出考场，我的心里都会涌动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说出来可能没有人相信，在教育系统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我，除了送女儿上大学，我从没有进过任何其他大学的校园。即便无数次在北大与清华的门口逗留，也始终没有勇气迈进去一步：那是我永远的痛。

近年整理日记，从1977年的日记本里意外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的纸片，仔细一看，居然是我参加恢复高考第一年考试的准考证。上面明确的注明：考生姓名：李洪勉；报名号为10248。照片已被揭去，但仍可清楚地看到上面的考试时间、地点和考试科目。看着这张发黄的小纸片，我的内心立即腾起一股巨大的波澜，眼睛有些湿润。四十年前的情景又清晰的出现在我眼前。

我是1977年的10月21日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的。这个消息，使全国青少年都热血沸腾起来。然而带给我的却不是兴奋，而是矛盾与纠结。这种心情，被我记在在1977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

“现在我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彷徨之地。参加高考，根本无望；不参加，又不甘心。我确实很恨四人帮，批判白专道路，耽搁了一代人，我就是被耽搁的一个。当年，因为“推荐选拔”使我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同样，也使我失去了今天考大学的机会。”

之所以这样纠结与痛苦，是因为我清楚，自己与大学无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连高中都没上过，即便参加高考也没有半点希望。然而，堂叔锡绥公自作主张的为我报了名，我也就顺坡下驴，期冀着天上掉馅饼，真的参加了那次高考。到了高考那一天，也就是1977年12月15日，凌晨三点半钟。父母就起床，为我做饭，准备行装。五点钟，我和另两位男同学集合骑车出发了。当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头天下了一场大雨，道路泥泞，一路上踉踉跄跄，不知跌了多少跟头，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到公社所在地只有三里路，却走了一个多小时。上了柏油公路后，这才真正骑上车子，向五十里外的泊镇考点奔去。不到七点半，我们已经坐在考场里了。第一天考语文和政治，这都是我的长项，尤其是作文。作文题目共两个，一是《我将怎样度过今后的二十年》，二是《园丁赞歌——记我的一位老师》。我选的是后者，用了一些诗的语言记述了我的一位老师的事迹。按当时的眼光来看，觉得还是满意的；但到了第二天上午考数学，就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了，因为那些东西我根本就没有学过。干脆，我就不参加，连考场都没去，躲在一家名叫东风旅馆的房间里背诵史地题。下午，史地考试，成绩尚可。考完之后，当天就赶回了老家。隔天一早，就在生产队晾大粪了。结果毫无意外，那年全公社160多名考生，一名也没被录取。从此，高考之梦，就像在我心里迸发的一点火花，一闪，瞬间就熄灭了。

这自然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剧，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这场时代的悲剧，我整整一代平民百姓子弟的路都给堵塞了。幸而这段历史并不很长，看着眼前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们满怀希望的走进考场，我的心里掀起一阵辛酸的波澜。我们的不幸替他们的幸运交了学费，为了我们的后代，也算值了。

                                                                                     201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