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友人造像（73）

    我与郑凤章的相识，说来挺有意思的。1975年，公社组织农田水利建设，把青壮年劳动力都集中到大鲁道水库，每天住窝棚，挖沟渠，晚上电影队就在这里演电影一直坚持了两个来月。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节目，所以，看电影就成了唯一的消遣。我是最忠实的电影迷，每天吃过晚饭，早早地就围着放映机占位置了。那时候内心狂野，好表现，一边看电影，一边发议论。也许是放映员觉得我发的议论有点沾边儿，就开始注意我，并有了交谈。他也是个好学的人，书法、绘画都不错，也爱看书。就这样，一个放电影，一个看电影，慢慢地就成了朋友。这个放映员，就是郑凤章。

    那时候，电影队常年在各村巡演。来我村的时候，一般就住在我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父母 对他也很热情。母亲经常说：“凤章这孩子，又精神又实在。”我看放映电影有意思，手发痒，郑凤章真的教我放映技术，我也学会了换胶片。有一次在我村演电影，与附近的高官公社交换影片。我就主动与另一个年轻人去高官接片。一部影片有四本胶片，演完两本，同伴提前送回村，我得等着人家演完最后两本再回去。那天天很黑，几乎看不见道，只能凭着平时对道路的熟悉而走。当我用自行车带着两本胶片回村的路上，车子倒了。我也没在意，扶起自行车继续走。回到村里取胶片的时候，却发现少了一本。结果电影演到一半就停了，弄得大家都挺扫兴。我与郑凤章只得到来的路上去找。找了好半天，才发现路边的冰上有个东西在月光下闪亮，过去一看，果然是那本胶片。第二天，那部影片才完整的演完。从此，我也留下了这个笑柄。

    那段时间，我们接触很频繁，我也经常到公社大院找他，谈书法，谈文学，谈生活等等。有一天我在他屋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介绍说这是县文化馆创作组的朱振岳老师。朱老师对我很感兴趣，要我把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 通过郑凤章的介绍，我认识了创作组的朱振岳与孙柏昌老师，再后来，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在几位老师的提携下，我的文学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为后来吃上了皇粮，全家变成城里人奠定了基础。母亲生前总是念叨：“你可不能忘了人家郑凤章。要不是他，哪有你的今天？”母亲说的是，我历来把郑凤章当做我生命中的“贵人”。

    后来，郑老师也进了城，任市博物馆馆长，成了本地的文物专家；同时，他也继续他的书法创作。他用小楷工工整整的抄写了《古兰经》长卷，被泊头清真寺收藏，此事还上了《沧州日报》。八十年代，他还发起组织了泊头市书法家协会，他为第一届副会长，并推荐我担任秘书长。每次市里举办书画展览，他都热情地邀请我参展。我的懒是出了名的，要不是他的催促，我还真的不会参加那么多次的展览。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他敬重有加，始终称他为“郑老师”。每次聚会，我总要把他推到贵宾的位置上。有一次喝酒，我把他让到我的上首；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比我年轻，也是很好的朋友，则坐在我的下首。喝酒时，副局长朋友突然冒出一句：“今天我管的人，也就是郑馆长了。”我一听大怒，觉得是对我老师的不恭，当即发了火。其实我也知道，朋友并不是要摆副局长的谱，事后觉得挺对不起这位朋友的。

    现在，郑老师也退休了。在市里他是有房的，却回到了乡下老家居住。他的理由是有个儿子在老家教学，他要给儿子看孩子。其实，我明白，他还是留恋乡下的田园生活，这是一个艺术家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在那里，他在享受着自然之乐的同时，也享受着天伦之乐。日子是要主动的“过”的，而不是无奈的“度”。在郑老师的环境里，那才叫真正的过日子。

                                                         2016-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