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喜欢京剧，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在被选入课本的《社戏》一文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始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的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眼前一闪烁，便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 他对于京剧的第一印象便是乱和噪杂，很是不能适应：“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醒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此后，对京剧多次进行批评。

不仅如此，他对梅兰芳也很厌恶，也多次在文章中予以讽刺与挖苦。在《 厦门通讯》一文中写道：“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他还把梅兰芳揶揄的称为“梅郎”，甚至刻薄的称为“梅毒”。1933年，大文人萧伯纳访问中国，鲁迅与梅兰芳一起参加了欢迎萧伯纳的活动。鲁迅在《看肖与‘看肖的人们’记》一文中，调侃的称梅兰芳为“伶界大王”、“博士”，对梅兰芳与萧伯纳的对话，也是不屑的以“略之”来概括。在他与台静农的通讯中，提起这件事：“他与梅兰芳问答时，我是看见的，问尖而答愚，似乎不足艳称。不过中国多梅毒，起称之也无足怪。”把梅兰芳称为“梅毒”，可见怨毒之深，起轻蔑态度溢于言表。

其实，鲁迅之所以那么厌恶梅兰芳，并不是二人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主要的还是反感于中国戏剧的男人扮女人，并从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本人认为是旨在抨击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某种太监化的病态人格。1933年，鲁迅又作了《最艺术的国家》一文，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在这里， 鲁迅是以“男旦”这一现象为注脚，阐发他的“反中庸”的一贯思想，揭示这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的劣根性。

当然，单纯的对于京剧与梅兰芳而言，鲁迅的挖苦与讽刺是有失于公允的。他对京剧并没有多少研究，就如同他对其他的传统文化都一概否定一样；对于男人扮女人这一现象反感，其实并无多少道理。个人不喜欢归不喜欢，归咎于“中庸思想”，就未免过于牵强。至于对梅兰芳的抨击，更可以显示出鲁迅刻薄与偏激的一面，也“似乎不足艳称”的。

                                                                                             201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