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18）

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纳谏故事，每每为人所称道。君臣之间，配合默契，一个愿说，一个愿听，乃一事之两面，缺一不可的。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谁的主导的因素更多一些呢？母庸置疑，当然是是唐太宗多一些。

历史上，敢说的大臣并不鲜见，但善听的君主却不多。大臣敢说，稍微容易一点，有勇气就足矣，顶多豁出这条命不要，被推出午门斩首就是了；再说，我说我的，听不听在你。君主善听就不同了。一是要有胸怀。没有气度，没有容人之量，听见一句逆耳之言便要跳起来显然是不行的；而且要有智慧。良药苦口固然不错，但苦口的并非一定是良药。这就需要分析、判断以及选择。做忠谏之臣，皇上叫你做你才做得成；皇上不叫你做，你是绝对做不成的。唐太宗曾经夸过魏征：“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此处的“妩媚”二字，用的特别生动、形象，也深有意味。将刺耳的进谏说成一种妩媚，一方面说明皇上有气度，另一方面说明大臣进谏必须讲究策略与艺术。对这一点，魏征心里自然有数，所以他赶紧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后一句话，显然就不是进谏，而有点献媚的意思了。

所以，魏征这个忠谏之臣当得并不轻松。他自己曾经有一段总结，说明了当时的真实状况：“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及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謇谔之士，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朋党，谓告讦者为至公，谓强直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至于窃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诤。”履薄临深的心态使他时常萌生退意，曾屡次称疾请辞。事实也证明唐太宗并不总是那么兼听兼信，对魏征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总是觉得那么“妩媚”，以至于在魏征死后，“太宗始疑征阿党。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最后，最后唐太宗亲手把自己为魏征立的碑打碎了。将公主许给他儿子的婚配也泡汤了。

魏征最终的悲剧就在于，没有制度对君主的约束，对谏臣的保护，而只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君主的开明与宽容上。所谓的民主，终归还是建立在君主恩赐的基础之上。就像君主手里的玩具，高兴了就哄哄你，逗你玩；不高兴了，随时把玩具收回去，说不定会给你一巴掌，并且还不许你哭出声来。这样的民主，虽然略胜于无，但总叫人的心里觉得不是太舒服，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如没有。

                                                                                   2014-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