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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8日，白坚武回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后，他要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集合同志，商议赴热河招兵事；二是筹集活动经费。当然，这一切都要取得日本人的同意。回到天津的当天，他便去拜访了三野，但是，三野对他的热河之行并不赞成，倒是劝说白坚武留在天津“合作大亚细亚主义”。白坚武认为，这所谓的合作大亚细亚主义，其实是种“不三不四”的工作，不是有志于救国的志士所可做的。在他看来，天下之事，不能只做那些表面文章，必须从根本上努力。目前在平津几乎无事可作，除了热河之行，根本无从着手。冯兰亭也从大连返回天津，他向白坚武汇报了集合民团的情况，据称“人枪俱齐，二、三万人立可集合或军”，这就更加坚定了白坚武到热河一行的决心。各方准备工作都很顺利，唯独在经费方面却大费周折，接连活动了十多天，却丝毫没有着落。此时心急如焚的白坚武怕一味拖延下去，热河方面的情况会起变化，所以“不以款无着而误行期也”，决计不顾一切，一切到了热河再说。于是，派属下李鹤轩与日本人中迫去订船期。可是，日本宪兵队长深木因为不赞成白坚武的热河之行，所以，声称对他们的行程不予保护。白坚武只得托人说和，日军方和领事馆仍坚持原议。遗憾之余，白坚武孤注一掷，决定自行搭天潮丸号船去大连。10月 28日上船时，日本警署的新坂署长却亲自来送行了。下午1时，白坚武一行便坐着天潮号轮船离开了天津。

白坚武这一路可谓风尘仆仆，马不停蹄。10月30日，天潮丸号到达大连；10月31日一早，坐火车到达奉天；11月1日，塔车到达锦州；2日，塔车至北营子，转车至朝阳；3日，坐长途汽车到达凌源；4日，坐汽车上午到达平泉，终于与冯兰亭等人见了面。下午，又赶到承德。在承德，他由日本特务机关的穴浦陪着，见了师团部的河野参谋，因为招兵买马的事不经日本人同意是不可能的。但河野称，此事的决定权在关东军，他明日到锦州，向冈村副参谋长请示。白坚武致电日本人松冈胜彦，请他速往新京去见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同时，又让张岱杉访土肥原相助。过了几天，河野告诉白坚武，集合队伍事，关东军不同意。白坚武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一直支持他热河成军的松室此时已经调任，形势对自己殊为不利。恰在此时，部下来报，说他派往青龙县联络的人员被具长张尔舟扣押起来了，白坚武立即派胡秉初前往青龙县查办，自己就带人去大连了。

11月11日，白坚武到达大连。他见到了张岱杉，托他设法向土肥原请求支持，但张表示很为难。13日，他与张岱杉到了新京，见到松冈。松冈说，单独成军在形式上不易通过，他介绍蒙古人田中正给白坚武，说可以蒙古自治军的名义申请关东军批准。17日，白坚武又回到了承德，他给松冈汇去三千元，让他在关东军部办理具体事宜，然后，就静静地等候松冈的消息。在这段时间里，无事可做，于是，他开始为以后的部队作《正义军军歌》，共五首，其中的四首准备谱上曲子，让士兵们歌唱，借以鼓舞士气，也算是一种精神教育法：

一，励志：戴天立地，七尺堂堂。成仁成义，杀贼疆场。英雄之气骨，民族之荣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二，卫国：国亡家破，家以国成。精忠报国，公私交融。躬赴汤与火，不问死合生。汪骑卫社稷，童子亦成名。

三，强北：泱泱东海，巍巍太行。惟人与士，王者北方。天如相中国，北在终不亡。燕赵好身手，切莫须臾忘。

四，正义军：知任勇合为正义军。汉贼不并，讨贼树勋，难撼若山岳，迅以雷霆闻。公理终战胜，属我正义军。

五，壮哉我白公，报国以赤衷。正义军矢公忠，心同理同，彻始彻终。令行草上风，进为天下雄。戴天立地，好男子弗计穷与通。云从龙，风从虎，声气各以类相从，努力随白公。

白坚武认为，“五首皆具发扬蹈厉之旨，精诚朴茂之教，自信以此谱为军歌，非但可陶冶其性情，亦且足以鼓动。”（1933，12，26）

同时，他又以通俗语体开始写作《军本》，以孙子与岳飞所主张的仁、信、智、勇、严、为基本内容，加以自己的观点，概括成知、仁、勇三项。“盖即称知，则信必附，不信是自欺自杀，知者不为也。既为仁，则不忍欺人，奸诈伪骗，仁者不为也。故信可附于知、仁。勇者必言，不严则不成其为勇，故严可附于勇”（1933,12,28）。他对自己的创作颇为自.负：“余虽不敢言知兵，得此册精研而默会之，有勇知方者必于是出矣。”他将此稿印成小册子，分送下属各人，进行精神教育。

1934年元旦刚过，白坚武开始忙起来了。1月1日，他任命胡秉初为正义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当然，这所谓“军长”、“师长”，目前还是“光杆司令”，不过以此名义宣传，便于做鼓动工作，“以资号召”而已。他派胡秉初以此名义去多伦集合队伍。据派出联络的人员回来报告，“大号”“二号”杂军可以集合3000人，独石口、沽源驻冯玉祥教导团200余人也可归于名下。为此，拨付胡秉初6000元做为经费；同时，任命何庭流为总参赞，特派为全权代表，办理外交事宜；聘松冈胜彦为高等顾问；委托六金钊问恩参议。1月6日，胡秉初一行十几人包了一辆汽车，启程赴多伦。9日，白坚武又派何庭流，松冈和佐久间为全权代表赴长春，与日本关东军接洽。此一行带去了白坚武致关东军小矶参谋长、满洲国军政部高等顾问佐藤中将各一函，请求援助指导。为了取得日本人的支持，白坚武还专门花九元钱买了一尊蒙古式四手小铜佛做为礼物。

将各路人马打发上路之后，自己买了一件狗皮裤，将面去掉，换上别的面料，作为军衣马裤，准备随时上路；另外，还另作了军衣皮服一身，然后，就静候佳音，随时准备作为元帅，指挥千军万马上战场厮杀了。

 1月14日，一直焦急等待消息的白坚武派人往多伦，带去一封致胡秉的信，告诫他：“凡事属创举，当不易易，须忍毅为之”。然而，令他大出意外的是，第二天，就接到了胡秉初的电话，称完成任务困难，请示是否立即返回。白坚武很生气，“军事何可儿戏？胡来胡往，少年人性气不定，小不如意辄便思退，欠阅历沉着耳”（1934，1，15）。19日，跟随胡秉初同去的人回来了，报告了胡秉初失败的情况。至于失败的具体情况，未有资料记载，白坚武的日记中只是提到“秉初少不更事，不但用人少检查，且自身亦复措置乖方，实系自误，幸多伦李守信司令、穴浦特务机关长深知余事，否则更一塌糊涂矣。”（1934，1，19）

真是雪上加霜。何庭流等人去长春办理处交事宜也遇到了挫折。何庭流来航空函，说在新京遇到了松室孝良大佐，告诫说，成军活动时机未到，再应等候机会。白坚武闻此，不禁大怒：“余之来热，由松室发起，今事至半途，借债拉友，一塌糊涂矣。不告之于始期，而告之于中途，此所谓教人骑虎，又从而止之，何可为训？种种失信，奚以为人矣？”可是，生气归生气，这屁股该擦还得擦。他给多伦李守信司令和穴浦特务机关长分别写信，解释胡秉初此行的原委。不过，此专为调查热、察的杂军情况，至于能否成军，还须得关东军同意才可进行，此处并无他意。同时，他又派冯兰亭专门去热河，向承德特务机关代理松井久太郎说明情况，请求谅解。

热闹一场，终归灰飞烟灭。白坚武面对日本人的冷漠与无情，大有走投无路之慨。既然建立军队做基本的事日本人不让办，他也只好尽快了解；否则，就更加劳民伤财了，“察东集合军队，关东军既不能同意，余决计结束热事，往奉暂住，就近与土肥原少将时常接洽，以便运用前途。”（1934，1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