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21岁与崔维培（洁芬）女士订婚，25岁结婚，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两人感情一直不错。崔维培也是一位知识女性，识大体，明事理，不管是在家庭生活还是事业上，都给与白坚武以坚定的支持，毫无疑问，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正是因为有了崔维培的帮助，多少年来，白坚武才会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事业上，没有半点后顾之忧。不管他在外面如何惊涛骇浪，家庭的小天地却是风平浪静的。然而，这种平静在白坚武的最后几年时间里却被打破了。原因就是董佩君（挹文）的出现。

董佩君是在白坚武生命最低谷的时候出现在他生活当中的。1933年，当白坚武“反视国家民族无一自拔自救之人，余忍之久矣，最后不能不一试”，决定自己要出山一试的时候，却遭遇到了他生命当中的“滑铁卢”，策划的各种行动无一不遭到惨败：刺杀于学忠、策反保定18旅、接收塘沽13旅，无一成功案例，最后，不得不逃亡东北。在东北大连，当他得知日本人已经打算不再支持他的时候，白坚武的情绪降到了冰点。事业受挫，有家难归，困在大连卧龙台，有时不得不以酒来麻醉自己，想从世俗的玩了当中求得解脱。这一点，他自己也说的很明白：“大人君子守困尚易，守闲实难。以苏武之节烈游娶胡妇生子，则知守闲之不易耳。余商重克制功夫，然难矣（1933年9月25日日记）。”也就是在这种心境之下，他遇到了董佩君。董佩君成了他在政治漩涡里即将遭受灭顶之灾时的一根救命稻草，他从董佩君那里得到了一丝心理安慰，坚定了他活下去的精神源泉之一。

董佩君第一次出现在《白坚武日记》的记载当中，是在1933年的9月6日：“晚，陈曲江、马治南往西岗子一号茶叙。”这里并没有提到董佩君，也没说“西岗子一号”是个什么场所。但据后面日记的记载，它就是董佩君的所在地。而且，既然是作为消遣地的“茶叙”之所，当然就是茶馆、歌厅，或是兴盛一时的“情叙馆”之类的娱乐场所。董佩君在那里，肯定是作为卖笑身份出现的。白坚武等人第二次出现在“西岗子董佩君处”时，白坚武的属下陈曲江曾经专门为董佩君集了一副对联：“弦书不如人做佩，馨香常祝影随君”。从对联的轻佻口气来看，显然只有对被人轻视的歌女之类才会说得出。

不管董佩君是卖艺不卖身的歌妓，还是卖艺又卖身的窑姐儿，但显然她也是一位才女，否则也不会得到心高气傲的白坚武的赏识。白坚武对她的文采是相当欣赏的，在日记当中多次提到了这一点：

“董佩君来函，措辞极周详，足证为聪明人，复函慰勉。”（1934年2月22日）

“董佩君来函请往连，情词深切。虽未读书，极具文意，可嘉也。”（1934年3月15日）

“佩君来函，意境多取新白话文学，为止何时研读此种文字？”（1934年3月24日）

当然，打动白坚武的不仅仅是董佩君的文采，还有女性的细腻与温柔：“饭后往访佩君，缝绒衣，话别来事。”一个笑场中的女子，为一个落魄老男人缝衣服，是很难得的。另外，董佩君与白坚武交往，似乎也不是为了图他的钱财，起码后来不是。因为白坚武已经落魄到当手表衣物的地步，无财可图了。只是董佩君因病住院、贫困交加的时候，白坚武才给她汇去了50元，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就是因为这50元，董佩君不但致函道谢，而且还要献身以报：“午后，佩君来函谢寄50元，有结草衔环之语。可见急难危困中施惠虽小，感人至深，复函安慰而已。”（1934年4月15日）。

而此时的白坚武，早已是用情很深了。“佩君来函陈诉悲苦情态，亦复可怜。余亦因经济困难未能往连，寄函安慰之。男女间一生爱悯，便不可制止耳。”（1934年4月2日）白坚武穷到连从沈阳到大连的路费都出不起的地步了；但一旦手中有钱时，便迫不及待的要与董佩君相会。上午取钱到手，午后便动身找董佩君去了：“午后，乘特急车往大连，7时到达，访佩君叙谈。佩君落泪言衷曲，余安慰之。”（1934年4月28日）

董佩君身体不好，经常有病住院；加上精神苦闷，一旦遇到白坚武这位知己，便会感恩戴德，甚至要“结草衔环”，甘愿陪侍在白坚武身边，以身相许。当时白坚武住在沈阳，董佩君多次写信，要求白坚武接她去沈阳。白坚武在沈阳，经济困难到连租房都很困难，当他找到一个暂时稳定的住处时，就赶紧派人去接董佩君了。就这样，董佩君于1934年5月25日来到了白坚武身边。一周后，白坚武带她出现在外人面前时，她的身份已经是“小妾挹文”了。

                                                                     2014-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