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来有着尊师的传统。“天地君亲师”，“ 师” 是与天地、君王和父母并列，够高的了。不尊师的情况也有，但都是在特殊的时期，比如文革。文革期间，知识都被打倒了，作为传播知识载体的教师，还有不被打 倒的道理么？不过，那时有个好听的说法，称老师与学生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进入新时期以后，“尊师重道” 的口号被重新提出，教师的地位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提高。教师这一职业愈来愈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说明了社会与时代已步入了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广大教师也 无不为自己所从事的“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而感到自豪。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教师们却发现自己的社会地下降了，头上的光环色彩也越来越暗淡，于是，有人惊呼“人心不古”， 并感叹要“国将不国” 了。

    其实，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看重的多是眼前利益，“十年树木” 要比“百年树人” 速效得多，实惠得多，于是，新的“读书无用论” 又重新沉滓泛起，教师这一职业自然也随着人们的急功近利而贬值。贬值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教师队伍自身的变化。在全社会都一切向钱看的大气候、大环境中，教师 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自然也会受到社会风气的浸染，于是出现了一些有悖于传统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诸如教育“三乱现象”。 在人们看来，既然作为教师“为师不尊” 在先，再要求大家象从前那样去如何尊重你，简直是件迹近无理的事。

    市场经济使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一些旧的观念被无情地打破、被重新审视。“尊师重道” 这一观念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不可否认，在教育系统，有不少教师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把人们印象中原本属于教师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变成了经济行为，例如有 偿补课。多数人认为，作为教师，为学生补课，以弥补课堂教学之不足，应是教师的责任与义务。如今，把无偿补课变成了有偿辅导，这其实是把自己的知识作为商 品计价出售，从而转变为一种买卖双方的经济行为。知识分子利用自已的智慧和汗水，来获得一些经济上的回报，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对知识的尊重，是社会进步的 一种标志。这个钱，拿得理直气壮，丝毫也不必心虚，更不必妄自菲薄。然而，同时也得承认，一沾“钱” 字，师生关系就变成了过去人们一直羞于出口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这对被“君子固穷” 观念浸泡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会形成一股强烈的心理冲击力。

     对此，大可不必大惊小怪。过去，教师做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承受了太多的道德压力。作为教师，不但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肩负着“育人” 的重任，“传道” 是要排在授业和解惑前面的。育人本来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社会、家庭和政府都有不可推辞的义务。把这样一副重任完全压在教师身 上，显然有失公允。教师本就是一个职业，与医生、演员、作家，甚至工人和农民一样，都是生存的一种工具或手段。“太阳底下最光辉” 也好，“人类灵魂工程师” 也好，最终还得归结到吃饭穿衣上来。这说法虽然俗了点，也不够崇高，却也最逼近事情的本质与真相。其实，在西方，也“是不讲尊师重道的”（ 王蒙语，见《九命七羊》）。纳税人出了钱，建了学校，聘了老师，那么，作为纳税人的学生和家长，自然就成了出资方；而教师以传授知识来获得报酬，自然属于 劳方。在美国，教师的精神是十分紧张的，如果课讲得不好，被学生吵了鱿鱼，那么，下一步就难免被学校炒掉。说难听点儿，在这里，教师就是打工者，还有什么 权力要求老板把你当神仙一样供着？

    中国与西方不同，我也无意在这里故意贬低教师的作用和意义；做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更不愿看到教师地位的下降。但意愿改变不了现实。作为教师应当重新审视自 已的职业定位，思考一下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及时调整自已的心态，积极地去适应社会，而不要一味地心理失衡，怨天尤人。同时，要认识到既然自己付出了劳动， 那么，这劳动自然也应当得到社会的尊重。从这种意义上说，教师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一样，是平等的，只不过别再额外地要求别人额外的所谓“尊重”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