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农历十月十四，是我父母的生日。说来真是缘分，父亲与母亲的生日竟是同一天，只是母亲比父亲小了一岁：父亲生于1933年，母亲生于1934年。

 我家说不上是书香门第，也算是耕读人家；外祖家是地主成分，只是这地主有点小：全家只有四十亩地，平分那年就被评了个地主。一个是没落的读书人家，一个是被打倒了的财主，精神加物质，倒也门当户对。父亲继承家学，读书不多，但很好学。字写得好，打一手好算盘，在村里当了多年的的会计；母亲有点红颜薄命，本来是财主家的千金小姐，怎奈没赶上好时光，十多岁就赶上了共产党闹平分，福没享到，罪却受了不少。年轻时两人没少争吵，家境也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晚年倒还说得过去。一是生活环境好了，二是父亲的脾气也好了不少。母亲从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冠心病很严重。可能是母亲的的病使得父亲有了愧疚之心，对母亲的态度才逐渐好转起来。母亲自己也承认父亲对她的照顾是很尽心的。也亏得有父亲在她身边，母亲的病不知什么时候就犯了，只要一看情况不好，父亲马上会将药送到母亲的嘴里，病情立即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父亲先于母亲离世，在父亲的弥留之际还对我们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母亲的病，生怕我们一忙起来顾不得照顾母亲。不知那会儿母亲的病犯了，没人在跟前，不能及时吃药，就会坏了大事。我们姐妹都一直坚决的表示会照顾好母亲，他才放心的离去。

父亲身体很瘦小，但体质很好，几乎常年不吃药。1996年，突然就查出了结肠癌。连续三年，一年一次大手术，罪受大发了。到第四年，癌细胞终于扩散，脸色焦黄，也日渐消瘦。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瞒着病情，其实他自己早就有所察觉。他对我说：“我不怕死，我就是怕受罪。”当时我儿子才十来岁，还不太懂事，父亲将一块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砒霜用纸包好，让我儿子给藏到房顶子上去，并嘱咐不要告诉别人。但儿子还是对我们说了。我明白父亲的意思，就是等自己真的不行了，为了不拖累家人，就自行了断自己的生命。我们就把那砒霜给悄悄地藏起来了。等他病情严重的时候，他真的让我儿子去找，当然他也知道被我们发现了，把我儿子埋怨了好一顿。

由于我们都瞒着他的病情，只说他是得的肝炎。可是，每次看病或手术都是找外科的大夫，父亲就一直埋怨说：“得肝炎不找肝炎科，却找外科。”直到卧床不起的时候，他还在背地里对母亲说：“钱没少花，就是耽误了。”母亲对我们说：“看你爸爸不是迷糊着个心眼吗？”我说这大概是出于人求生的本能，有时候就是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也会自己欺骗自己，何况并没有告诉他真正的病情。

父亲的病日渐恶化，卧床不起，只能将大夫请到家里看病。有一次请了一位专家去诊治，可是专家一看病情已经无法挽回， 只是听了听、问了问就走了。专家临出门的时候，父亲用很绝望的口气说：“你就这么走了？”听得我们心里比刀割还难受，还得强颜欢笑的劝慰他。到后来，父亲腹水很严重，可不知为什么，大夫用注射器往外抽水就是抽不出来，父亲憋得很难受，老是嚷着：“我要尿泡！”看着他那副难受的样子，却又无计可施，全家人只有陪着一起哭。直到后来，从外县找来一根很粗的注射器，才把肚子里的水抽出来，他立即就平静了。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被腹水折磨的样子，还忍不住眼泪。

父亲是2000年十月初六那天在老家的土炕上走的。我们那里有一个风俗，都怕死不到自家的炕头上。这一点，我们遵从了父亲的心愿。还有，我冒着违反政策的风险，坚持将他在老家土葬了。父亲最怕的就是火化。这一点，我也做到了。

母亲的身体一直就不好，三十多岁的时候，病情就十分严重了，稍微累一点，或者生一点气，就会在炕上躺十多天。那时农村医疗条件不好，村里的一位老中医为她看病，将冠心病当做神经衰弱一直治了十来年，病情也没见好转，其实是耽搁了。直到我参加了工作，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之后，才进行正规的治疗。再加上心情越来越好，身体竟然比年轻时强多了。后来她自己常说：“我没想到会活这麽大年纪。”只是到了最后一年，犯病的频率越来越密了。我找大夫商量办法，大夫说能坚持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我问能否做手术搭桥或放支架之类的介入治疗，大夫说，老人年纪太大了，体质又不好，承受不起折腾了，坚决反对做手术。无奈之下，只能是保守治疗。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姐妹们昼夜看护，从未离开过人，照顾得也算精心。2007年五月初六那天，母亲的病还算稳定，晚上喝了一碗粥；看电视一直看到晚上十点钟。然后，就说困了，在五妹的服侍下去休息了。十一点多，我与妻子也睡下了，突然五妹慌乱的喊我。我连衣服都没穿好就跑到东屋，只见母亲闭着眼，脸色煞白，一声不吭，喊她一点反应都没有。五妹说，睡觉前脱袜子的时候，总是脱不下来，母亲就有点着急。五妹安慰她，说明天换一双新的。母亲赌气似地说：“明天就不穿了！”谁知竟一语成谶，果然就再也没有穿上袜子。五妹讲述了这之前的情况：睡下之后时间不长，五妹突然听到母亲哼哼了两声，五妹问她怎么了，却没回答。等打开电灯一看，母亲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我赶紧给任市医院院长的朋友打电话，朋友带人赶来时，母亲已经走了。

尽管知道母亲的病已无希望，仍然觉得老人家走的很突然。院长朋友安慰我说：老人就像熬干了油的灯一样，稍微有点风就把它吹灭了。这样也好，老人走得很平静，没有经受多少痛苦。想想也是。能够不痛苦的离去，也确实是人的一种幸福。还有一点是值得我庆幸的，就是在母亲离世前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我换了一个很清闲的单位，这样就使我能够长时间的陪在母亲身边。这一年与母亲说的话，比之前说的所有话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现在，父母都走了，再说些“子欲养而父母不待”之类的话已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在我心里，父母一直是与我在一起的。今天是二老的生日，我无从表达，谨以此文略表心情于万一。

                                        2012，11，27，适值午夜零时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