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钩沉（82）

    每次回老家，走到大鲁道的时候，都会看到通往石桥的路口方向有一座涵洞桥，我就对同行的人说：“看，那座桥就是我们修的。”同行的人会惊诧的问：“你什么时候还修过桥呢？”我告诉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响应上级要大修水利的号召，我与各大队的一些青壮年劳力被抽调到公社民工连队修桥闸，这座桥就是其中的一座。整个民工连队一百多号人就驻扎在这里，搭起了被称为“一窝龙”的工棚，除了干活儿的时间，我们就都窝在这里面。一直干了多半年，我才因故离开。当然，我也没有看到工程的结束。

    那是在1978年，当时我刚刚十九岁，已经干了几年的农活，身上也有了把子力气。修桥当然是个重体力活，虽然有些吃力，但是还能对付；整天与一帮青年人一起嘻嘻哈哈的，倒也开心。那时，我有三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叫顾建廷，他是玉皇庙人，我是在玉皇庙看料场的时候就与他认识的。他经常会从家里给我带一些好吃的，有时候我们还会到他家里去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有一棵杏树，他会摘一些给我们吃。他个子很高，说话却细声慢语，给人一种很稳重的感觉。实际上也是这样，他想问题很周到，我对他简直有点崇拜，有什么问题就会向他请教。他的手也很巧，特别是会用柳条子编笊篱和用来盛干粮的条盘；另一位是胡金升，他是一位随队医生。他有一个最大的权利，就是可以给民工开病假条。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占了他的光。其实，我与顾建廷都不是偷懒的人，但那时官家也确实不拿民工当人看，吃的干粮里有不少的小虫子，得一边吃一边往外捡虫子，除了中午有一顿白菜炖豆腐之外，早晚都是啃咸菜；住的环境也很糟糕，窝棚是用高粱秸箔往架子上一搭，再涂上一层泥。正是三伏夏天，里面热得像蒸笼，人在里面根本就喘不过气来；而且在里面一站，两腿上就爬满一层跳蚤，根本就没法休息。吃住不好，却还要干很重的活，民工们怎么会没有怨气？有时候出于一种反抗心理，就想法怠工偷懒。这时候，胡金升的作用就显出来了。他会用一种充满自豪的语气说：“我宣布，我计划让你今天生病。”于是，他就给开了因病需要休息的病条，我们拿去给领导看。连队领导虽然有所怀疑，但有病条在，也不好说什么，只好任由我们逃工了。这一天，我们就会躲在窝棚里聊天说笑，到时候，还会吃上一顿病号饭。因为顾建廷会编笊篱，有时胡金升就说：“我计划叫你们明天生病，去采柳条编笊篱。”果然，第二天，我们将病假条交上去之后，就偷着到远处去采柳条，带回来让顾建廷编笊篱，然后，我们一人一把带回家去用了。所以，那时我家里有好几把笊篱存着呢。

    还有一位工友，叫赵俊玲，他长得五大三粗的，比我有力气，干活的时候，他很照顾我。当时掌作的瓦匠，一位姓焦，一位姓赵。我俩经常给他俩打下手。焦师傅脾气好，都愿意伺候他，而赵师傅脾气大，谁也不愿给他打下手。赵师傅是赵俊玲的本家，他就主动伺候赵师傅。有一回，我俩被派去跟随汽车到交河城里拉面，在粮库装车的时候，一百斤的面袋，他一下子扛两袋，我扛一袋就累得够呛了。那时候，我还真的羡慕他那把子力气呢！

    那时候，干着那么重的体力活，其实是很苦的，只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友情，才使得生活不那么枯燥，不那么痛苦；才有了快乐，有了温暖。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斤斤计较，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没有那么多的相互算计，这友情就显得是那么纯洁，那么真挚，那么令人难忘，直至今天，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会时时记得他们，不断打听他们的消息。胡金升后来与我的一位老师成了儿女亲家，在老师家里我见过他两次，当年一张英俊的脸已是布满了皱纹，说话也没有当年的机制与幽默，岁月把人的棱角都磨平了；顾建廷去年到我家找过我一次，不巧我不在家，所以没能见面。虽然事后通了电话，但这次的失之交臂仍然使我怅惘了许久。赵俊玲倒是见得面不少。现在他做生意发了，钱包像他的肚子那么鼓，一进城就会叫上我与朋友大吃大喝一通。他多次拍着肚子说：“往后咱不管别的，就是吃，就是喝！”我当然知道他在豪爽地吃喝以后，决不会忘了去挣他的钱，但他那种豪爽，那种对过去友情的铭记，仍然使人感动。我不后悔曾经交过这几位朋友，恰恰相反，我倒是觉得，与他们几位的友情倒是我一生的财富。所以，其他的朋友一听说他们几位要来，就会充满妒意说：“快去吧，你那工友又来了！”我呢？哈哈一笑，就快步向外走去。

                                                201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