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再认识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由一批“中坚力量”来创造和决定的，从年龄上讲应该是这个时代六十、七十岁的人，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由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亲手打造。同时在文明社会里，任何时代都是由这个时代的“文化”决定的，是由“读过书”的人决定的。今天的现实所以是这个样子，当年在学校滞留三年的“老三届”这批人具有怎样的“文化境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检讨他们的思想意识，对认识这个时代，清楚“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有意义的。这批人已经到了暮年，有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检讨他们的“思想”，不过是希望下一代得到借鉴，而对于这代“老三届人”来讲也就只剩下“朝闻道，夕死可矣”。

 “老三届人”在接受教育上出现了偏差，他们貌似受到小、中、大学教育，学习过中华传统文化，也了解西方的文化，而实际上是都没有学清楚，或者没有认识到“文化”的真正意义。“文化”体现的是人的“思考”，而任何人的“思考”都是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也就是“文化”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堆“文字”、一些“声波”或者类似的一些事物。我们能看到的，感知到的，只是“文化现象”；而“文化”的真正意义是人们对它的“思考”。研究“文化”本质的是所谓的“哲学”。正因为“文化”不可能是具体的事物，所以“文化”是没有地域（东、西方）和时间（传统、现代）上区分的意义，也没有什么“好、坏”、“错误、正确”、“精华、糟粕”之类的判断。而“老三届”这代人从开始接受教育就在批判各种文化，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文化”，结果是这代人一方面对这不存在的“东西”一顿“大棒乱打”；另一方面又把它摆上“神龛”深信不疑。这种学习经历使这代人最缺少的是思考问题的方法，缺少对“哲学”的学习，缺少对真正文化的认识。

这代人受到的教育比较完整的是所谓“数理化”学科，也就是对自然科学的学习。科学分“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两部分，前者体现的就是“哲学”，也就是科学的哲学意义；而后者是科学在实际中的运用，具有“专业”性质。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科学技术”对每个人来讲只能掌握一部分，而且彼此不同；但科学的哲学意义可以提高人的思考能力，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而这代人对自然科学学习较好，主要是指“科学技术”，而不是它的哲学意义。他们对数理化学得好坏都是用考试成绩来衡量的，但所有“考试”都不会提高你的哲学水平，“考试”是终止你思考的“利器”。传统文化对此也是有认识的，孔子有语“君子不器”，就指出了人在现实中会做什么和你是否有思考问题的能力是两回事，而后者更重要。这一代人有科学类职称的人很多，而且设计、建造了相当多有高科技含量的“工程”，而科学的哲学意义在民众中的普及是很差的，各种“迷信”现象轮番上演，“五四”运动迎来的“赛先生”从没有真正进入中国。

从清末以来，中国和西方的交往日益增多，大量西方文化现象也开始在中国传播。清末重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流传很广，得到不少读书人的赞同。他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在“哲学”上要坚守传统，但可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哲学在先秦时期发展是比较好的，同时期是领先世界其他地方的，而秦以后的“独尊儒家”窒息了哲学的发展，以致在清末历次中外冲突中，中西“软、硬”件较量中，“哲学”成了真正的“短板”。张之洞没有认清这一点也正说明了最需要引进的是“哲学”，但哲学的落后又不会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这一点。“哲学”是脱离现实的，现实中的中、西方对比是明显的，但这不是“中学”、“西学”优劣的评论。晚清之前近两千年的王朝历史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基本思想伦理并没有太大变化。从清末到今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主导人类社会现实的“思想体系”是什么，百年来中国动荡不已，各种思想派别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观点却从没有被否认，是真正社会演义的“总导演”。

中国读书人数千年前就开始了对“天道”的探索，自从严复翻译西方著作，有了这句“名言”以来，使很多读书人通过联系中国的历史误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解释，于是将此奉为圭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几乎是百年多来读书人对社会进化原因的最大“共识”，可以轻松便捷地对历史上发生的所有成败做出解释，这个观点也通过教科书代代相传，到了“老三届人”这一代无论从书本上，还是在现实运用中都达到了顶峰。这个观点是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移植到人类社会，无非是丛林法则中的“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是“崇强、畏强、靠强”的意识，这些观点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并不是从西方传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使用了汉语修辞手法的特长，简单明了总结出社会所以不断“进步”的原因

这代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旗帜下，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竞争”社会，但这是一个“奇葩”的社会。这个社会有严格的秩序和法律，“考试”充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权威，有等级，有强大的力量去完成任何想做的事情，似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里的宗教，无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教堂寺庙遍及全国，但虔诚的信徒寥寥无几。这里的人们都在追求“真理”，但并不去思考“真理”是什么，甚至与原本追求的相反也浑然不知。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只有追名逐利，只有“优胜劣汰”。这里没有谦让，没有宽容，没有人情世故，没有严格律条不会变，也没有“真相”，赞赏“投机”，只有“胜利”是唯一的“正确”。处处都是在博弈，要利用时机，要“排队”，要有职称，要“末尾淘汰”，要“GDP”，要“高考状元”，要“金、银、铜牌”。这个时代是属于“胜利者”的，而“失败”意味着“耻辱”。总之是在现实中只有“生存下来”的是“正确”的！

自然的竞争现象是常见的，可以归纳为生物进化的规律，当然也可以类比人类社会的演变。“老三届人”把握住了这一点，认为既然社会免不了“竞争”，当然“公平竞争”就是理想的社会。问题出在“公平”是来自完全自然状态下还是靠“人为”来实现，显然这代人选择了后者。这代人对商鞅“立木为信”的典故很熟悉，认为这会是“平等”的起点，认为“法治”等于“公平”。在这个典故中，移动一条普通木头，不是什么难事，但要赏以重金，这种违背基本“伦理”的事情遭到人们怀疑是很正常的，但结果是“重金”轻而易举让人们丢弃了“常识”，明确告诉大家“投机”才是重要的。“指鹿为马”的典故也是在昭示“强势”的厉害，能辨别“马”和“鹿”的“常识”算个屁呀，你的生死是由“强势”决定的。这两个故事并不仅仅是个“典故”，而是用“生存”来羞辱“思考”的现象，当把这种思维意识贯穿于对整个历史的解释时，“崇强、畏强和依靠强”就成了今天这个时代文化意识的主流。这代人是以“老三届”为主，也是经历多种磨难的一代，又是从文化的角度，从“学子”的角度来命名的一代人。但他们学习的各种知识，无论科学、文学、艺术、哲学、音乐、美术、体育都成了获取“认可（生存）”的“敲门砖”，这批人可能有鲜亮的文化头衔，有幸福的物质生活，但没有真正的对文化的热爱，缺少对哲学深层次的认识。

 “老三届”人创造的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是靠“竞争”来实现的，但不可能持久下去。因为“公平竞争”要求这个社会要尽可能“单纯”，人们只有“生物性”存在的要求，在精神需求上只有一种“宗教”。这样的环境显然是违背常理的，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了“公平竞争”，也就失去了“竞争”的意义。今天社会发展遇到瓶颈期，面临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什么使我们走向辉煌又让我们陷于困惑呢？这句话是文言文，句中并没有讲清楚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解释清楚“天”这个概念的定义。我们参考更多的西方著作，可以重新解释这句话。人类是生活在实现的社会中，“社会”是由“自然”和“人为”组成的环境。人类社会是充满“竞争”的，但必须首先要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也就是实现“天择”，而这个平台的基础就是“人人平等”。人是从“动物”进化的，动物界里是不存在“不平等”的，我们组成了人类社会，有了“语言文字”，有了精神需求，要做到“平等”，就不能对人进行“身份”上的划分，来保持“自然状态”。由于人类社会是复杂的，要在竞争中保持“平等”，就只能够分“专业”进行，结果不能够“外溢”。例如我们应该只有各个项目的运动冠军和等级，而没有不强调项目的什么“优秀运动员”或是“运动等级”。“竞争”所以使我们陷于困境，简单的“专业”性质的竞争结果产生“外溢”是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今天泛滥成灾的考试制度都是典型例子。今天所以出现发展中的“困境”正是对“人人平等”这个基础的破坏，各种“等级”现象在全社会几乎无处不在，“天择”更多让位给了“人择”，这也是产生“崇强、畏强、依靠强”现象的原因，也使得靠“竞争”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复存在。

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焕发青春”，就需要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更明确讲是不能利用“语言”来区分人群。《天演论》是严复先生翻译赫胥黎的著作，这里引用中国科学出版社1971年2月出版的翻译版本《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序言里的一段文字：“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这里的“天性”就是竞争能力，需要这种“天性”是因为社会有属于“大自然”的一面；不能过多，就是不能在失去“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去“竞争”。这里的“平等”不是指财富上的“均贫富”，也不是追求现实中的“同一化”，它不是指在“物质”上的任何意义，而是指在精神层面上的“平等”。由于人在精神上的需求都是所谓的“文化需求”，同时“文化”从它的本质（精神层面）上讲是不存在什么“先进”、“落后”、“正确”、“错误”等等的逻辑判断，也就是“文化”是不存在竞争的，现实中在文化现象上的竞争不能延续到精神层面上，例如喜欢文言文不能扣上“守旧”的帽子，也不能赞赏为“爱国”。同时“人人平等”也不是什么先进的思想理念，而是回到人类在建立“社会”之初就彼此默认的“契约”。我们学“文化”绝不是为了高人一等，而是为了个人精神上的需求。人的“精神需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了“思想交流”，如何避免思想交流中出现“偏差”就需要有哲学基础。“哲学”的意义就是不存在什么“先进思想”、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不是什么“真理”，而是人和生物一样是具有竞争“基因”，自然会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但是没有“人人平等”的环境，“竞争”会使社会发展陷于困境。“老三届”人如今步入老年，至少也是“准老人”了，似乎不愿再为这些问题去费神，但相信随着这代人的离去，人们会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清晰的认识，“人人平等”将会是永恒的“呐喊”！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关键在于“天择”，而“天择”的基础是“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