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语言逻辑来理解“人生的意义”

当代哲学家邓晓芒在他的著作《哲学起步》这本书的封面写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一个出版社在编辑出版近代中国重要思想家也是哲学家的胡适先生著作《人生大策略》的封面也写着：“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两个例子突出说明了“人生的意义”是个典型的哲学问题。这篇文章计划通过语言逻辑对一些观点进行分析，来达到对“人生的意义”，也就是所谓 “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类似问题的认识。

维特根斯坦在他重要的哲学著作的序言中写到，这本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这段话很简单，但它是有关语言逻辑的高度概括，含有极大的信息量。首先是“语言”是将一切事物实现信息化的工具，其次是明确指出世间所有的一切，有一部分是可以说清楚的，也应该说清楚；而有一部分是说不清楚的，在这方面不存在因果关系，是没有逻辑的，保持“沉默不语”才是对待这部分言论的正确态度。人类发明语言的目的是实现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交流，“语言”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研究人们共同面对的大自然提供了“工具”，“话语”所以有这样功能，是因为在这两方面都是话语“能说清楚的”。对于前者人们通过“话语”签订了各种各样的“契约（承诺）”，使人们能“分工协作”，相互“交换”，达到了“双赢”的结果。人类社会通过制定“法”来确定了每个人的责、权、利，使社会能稳定而有序。同时人类又通过语言交流，大大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观察与思考，产生了“科学”。总之，语言的产生使人类摆脱动物界，从野蛮走向文明，有了极大的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有了人类社会的秩序。问题是语言的产生和它的后续结果都体现了人类的“思考”，既然人能思考“别人”（思考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和思考大自然，自然也会思考“自己”，把对自己本身的思考也用语言表现了出来，但这类语言除去自己别人是无法准确理解，而“人生的意义”之类的“话语”恰恰就是这“不能说清的事情”。把应该保持“沉默”的东西用语言表现出来，这时的“话语”是缺少逻辑性的，不应该和具体的现实产生“因果关系”。例如一个普通人对世界产生了某种看法，会影响现实的世界吗？一个人喜欢钱而去偷盗或抢劫遭到强力制裁，制裁他的理由是他的行为，而不会是他喜欢钱的“思想”。

人不可能不思考，也不可能只是去想大家同时面对的可以说清楚的事物，肯定会想到自己，故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就成了哲学永恒的主题。提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也是对人自身的思考，胡适先生就敏锐感觉到了这不过只是限于个人思想上的问题，指出人应该去做点什么，而不是去苦思冥想。每个人的思想是别人看不不到也不会直接去体验的，每个人的思考只能通过语言文字展现出来。对自己本身的思考在通过语言交流后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映，出现更多的为什么和答案。“我是谁”，我的人生为什么会是这样，落实到具体个人可能是容易回答的，但把它总结归纳到“一群人”甚至人类，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通过人们从不同角度去思考，结果都用“话语”表现了出来，尤其形成可以长期沉淀的文字，日积月累诞生了所谓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宗教、文学艺术、哲学、学术理论等等。文化内容有丰富繁杂的形式，但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话语）”出现在每个人的面前。但需要注意的它们是在“思考个人”的基础上产生的，原本是为了解决个人精神上的需求而产生的。这里仅仅围绕“人生的意义”来谈谈。

人们普遍对人生的意义看法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听天命”，用文学语言来说就是“人生如梦”，韩愈诗“莫忧世事兼身世，须著人间比梦间”。“梦”的特点就是虚幻，不可描述，强调人生如此是符合语言逻辑的。人思考能力很强，对客观的观察也更深刻，但人与人生活在不同环境中，一个人看另一个人很容易会想到为什么会有差别，看到比自己富裕的人就会产生我为什么不如他的“心结”，长期解决不了就成了“心病”。类似这种由于发达大脑的思考而产生的“心病”很繁杂，在解决自己和帮助他人解决这类问题中人们产生了大量的“话语”，“人生观”、“人生的意义”等词语概念就是围绕安抚人的“心病”而创造出来的，同时也激起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考，创造出更多话语来谈论这些问题。因为这些话语是人们精神上的东西，属于说不清的，对解决具体实际问题并没有什么作用。例如在春节期间，到处互相传说着“吉祥话”，在公众舆论上甚至是“连篇累牍”，这反映了一种什么“人生观”呢？是充满了“正能量”吗？这些话语不需要有什么逻辑，也没做出“判断”的意义。作为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批判或是赞美某种人生观，都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认为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要想到家庭、集体、民族、国家，甚至要为全世界做出贡献。“家”对一个人来讲是重要的，可能要依赖，要负有责任，一个人的一生的确和“家”直接相关。从逻辑上看，一个人和几个人都是同一个数量级，是可以相关联的。而一座城市或者国家的人口和个人远不在同一个数量级，说你的一生和他们相关联就是缺少逻辑的认识。至于说不清的“民族”、“世界”，具体的个人与之相关联就更是没有逻辑性。什么“以天下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等等言论只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表明了一下态度，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林则徐作为封建大吏这么说还可以，他的行为决策对清王朝的安危有些影响，至于普通一介布衣对于“国家”、“天下”来讲都是“无穷小量”，是“微分”；而实际事件的发生是“积分”，这是他们之间逻辑关系。说这些话一厢情愿而已，表明态度可以，但要“当真”，一是无用，二是浅陋，还是不说为妥。

人们常常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简称为“三观”，在网络上人们经常谈论不要和“三观”不同的人交谈，你再苦口婆心也不能唤醒“三观”不同的人。 人们相互谈论中发生争执，相互谁也无法说服谁，其中原因并不是什么“三观”不同的问题，而是出现了是谁遵守了语言逻辑的问题。依据语言逻辑，任何词语概念都有“实”、“虚”两方面的涵义，能认识到这一点，清楚、准确使用词语概念的人相互之间能很好交流，把问题引向深处，达到语言交流的目的。如果你是能认识到这一点；对方认识不到，又有意无意混淆这两方面含义，的确就不要再谈下去。语言争执常常是对某事物做出“好”、“坏”、“对”、“错”等等的判断，此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物”是能说清楚的，这方面的话语才存在“逻辑”，才有判断的结果。例如谈论木头和铁块哪个重，这是可以说清楚的，因为物体的轻重还与体积有关，但木头、铁块、体积都是可以谈下去的。再如历史上很多事件都存在多种描述，也就是已经是说不清楚了，此时利用其中某个说法作为今天发生事情的判断“依据”，就不是一个有逻辑的论述。再如春节放炮竹的问题，有人提出是制造噪音破坏环境，这是从这件事的“实”去考虑问题；有人说这是过年传统，是人们精神上的宣泄，这就是从“虚”意义去谈论。从“实”去谈论，能得出结论，的确是破坏了环境，但是否一定要禁止是可以讨论的；但要从“虚”方面谈论，能否放松心情，放松什么心情，是什么传统风俗，……这就无法谈清了，甚至越谈越乱。人们在争执中常常会有“偷换概念”的说法，就是因为词语概念都有“虚”、“实”两面，“偷换”是很容易的。就像“放炮”，你说是“文化”，他说是“噪音”，其实是一件事情的“虚”、“实”两面。国际田径比赛，某人取得冠军，披着国旗在场上奔跑，个人的胜利“偷换”成“国家”的胜利。一个人是很“实在”的，同时他只是国家人口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分之一，说他和“国家”有联系，不是很“虚”的事情吗？

有怎样的“三观”，应该有怎样的“人生意义”，在文学的平台上去谈论，在哲学的角度去追究，在抒发个人心情上去感慨，这都是人之常情。如果遇到情投意合，也就是“三观”相同的人，可以达到“人逢知己千杯少”的效果；如果相反，则会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沉默不语”才是上策。但要认为可以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是会落空的。如果认为“道德伦理”和“科学”是我们文明社会的基石，则它们的基础是“语言逻辑”，而不是确定什么“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