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周其凤昨日在首届岳麓教育论坛上，公开就广受非议的北大“会商制度”表态：“会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不知为什么会被误解”。

    周校长所说的“会商制度的初衷”，确实是好的：“刚到北大当校长不久，接到一位家长的信，信中说那位家长的孩子曾经非常的优秀，但在北大读书时没有把握好，功课一科一科的挂，最后只能离校。让人十分难过。对于这些学生，学校应尽可能的‘早关怀、早指导’，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建立会商制度的出发点正在于此。”

    可是，“初衷是好的”未必带来“结果是好的”，尤其是未必带来“反响是好的”，甚至可能带来“反响是坏的”，看来已经成为周校长迄今仍然的不知道。

    不能在周校长面前卖弄“动机与效果”的辩证法，那无异于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可是北大学工部门最后落实下的周校长动机，竟然是把需要会商的“重点学生”划分为“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十类，其分类的逻辑错误，界定的实际困难，指向的乱七八糟，是三流院校管理者都能看出的破绽。多的不说，“生活独立”不正是成人、成熟甚至成才的标志么，怎么在北大反成了“问题学生”？

    更何况，那饱受诟病的“思想偏激”，且不说直接违背北大赖以骄傲的自由之精神，单从界定与操作的层面上讲，就是个注定要惹是生非的思想逆行与行为荒谬。

    从周校长昨日的透露中，世人方才知道，令周校长至今不知道的东西，海外北大校友已经知道，且知道得钉心入骨：“最近到纽约去见校友，100多名校友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会商，新闻媒体也多次联系，想要我谈谈这个问题。”周校长此时想必已经知道，他首倡或同意的北大会商制度，原来在海外的北大校友心中竟然成为“第一”的关心和忧虑。

    海外的北大校友怕不会是杞人忧天吧？也不会是望文生义吧？更不会是断章取义吧？此中的深沉与深刻程度，周校长此时不知是否已经知道。

    周校长还透露，“曾有人给我写信，认为这样的学工老师，不符合北大的精神，应该开除。”他这一说，公众对那个会商制度的是非曲直，恐怕就知道得更清楚了。接下来这话就顺理成章了——周校长说：“对学生要宽容，对年轻的老师也要宽容”。前个“宽容”似乎与拟实施的学生会商制度直接矛盾，因那制度显然是不宽容。后个“宽容”似乎周校长已变相承认手下所定会商制度确实有错，因为无错无所谓宽容。

    周校长继续说：“允许大家犯一点错误，其实还不一定是错误”。到底是北大校长，既含蓄承认了自己和手下（“大家”）的错误，又辩解那错误很小很小（“一点”），最后还画了个死不认错的圆（“不一定”）。区区一句话，涵盖三层复杂的意思，同时又间接传递了北大对会商制度的最新态度——那态度也是既清晰又模糊的：因为舆论凭此无法知道那会商制度，北大是不搞了呢，还是继续搞下去。

    颇有意思的是，为证明北大自由精神未泯，周校长举的例竟然是“至今北大还没有校训和校歌，这也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这恐怕又是个周校长的不知道：世界上比北大牛到哪儿去的名校，牛津、哈佛等，都早已有校训和校歌，怎么没见他们的自由精神没得到体现？

    周校长不经意间暴露的最大可能恰恰是：北大太自大，天下大学有的他偏偏没有；北大太散乱，连个校训校歌都定不下来。哪种可能都让世人明白，北大的商制度之所以定出来，之所以遭到那么多口水，原来问题还是出在他们自己。

    所以周校长才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