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科学严格地说都是或曾经是假说。即使是那些已经被证实为真理的科学，只要没有达到把面对的所有问题彻底解决的程度——十分不幸，科学永远达不到这种程度——也还是假说。这便是恩格斯百多年前的定论：只要科学发展着，它的存在形式就是假说。

    地震科学无疑是最典型的假说。关于地震的生成变化原因和规律，地震科学迄今完全谈不上掌握，最多只能说是粗知其皮毛。在地震科学为寻找真相和规律苦苦奋斗的历程中，除了偶尔的缺牙巴咬虱子碰上一两次（如上世纪70年代的海城地震）外，其余所有的成果都远达不到可用的程度，甚至还远达不到自圆其说和不相互矛盾的程度。

    以我国的地震带划分为例，老早就划下的总共23条断裂带，是不是准确勾勒地出我国地震的发生区域或重点区域，甚至是否有遗漏，迄今都没人敢拍胸脯。汶川地震前，划定的高危区是鲜水河断裂带，认为相邻的龙门山断裂带稳如泰山。哪晓得，投下巨大人力物力监测的鲜水河断裂带平安无事，认为稳如泰山的龙门山断裂带却天翻地覆。从地震科学界事后的反映看，这回的玉树地震，多半也是个意料之外。

    这就把从事地震科学家群体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就像任何职业样，他们必须努力以独一无二的业绩，来不断证明自己的存在或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们越努力，就越证明自己的其实已经显得多余或无用。除了上世纪那个碰巧的海城预报外，稍后的唐山地震，以及再后的汶川地震、此次的玉树地震等，都无一例外地把他们打入“事后诸葛亮”的行列。有人据此认为，地震不可预报，人类在预报地震上的所有努力都最终会被证实为瞎子点灯白费蜡。也有人认为，所谓地震科学，其实就是一门关于地震这一自然现象的总结法，它没有预测的功能，没有指导的意义，没有科学的价值，只有留与后人文献的意义，跟做账本或编史书差不多。

    中国是个地震高发多发国家，地震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所有自然灾害中名列前茅。中国的地震科学家由此具有比别国同行更自觉、更沉重和更牢固的攻坚意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甚至必须加以赞赏的。然而，中国的地震科学家也因此比别的同行更具悲剧命运。不太富裕的国家在他们的事业上投下愈来愈的资金，纳税人由此有愈来愈充足的理由对他们提出投入产出相匹配的要求。然而他们似乎总是给人以“钱打了水漂”的感觉，回报给纳税人的更是经常的不得不辟谣，而谣言经常被证实的无奈。而他们那些早已死心的国外同行，研究虽然还是在继续，但早已不把自己的努力定位于预报和预测，反倒把重心转入怎样有效地防震减灾。

    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还在地震预报那条道上孤独地坚守。这本身就更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如此的意志坚定与特立独行，结果只能是两个：地震预报的世界性难题最终被中国地震科学家攻克，地震不可预报的事实最终让中国的地震科学家全军覆没。而无论最终迎来哪种结果，在依靠和相信地震可以预报的中国，如果不立即把重心转移到修建不垮或虽垮不死人的建筑上，通向彻底攻克地震预报的道路上——即使那目标存在——还会不断铺垫大量的鲜血和泪水。

    这其实涉及到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怎样对待久不成熟的科学，是仍然放手于它，放心于它，执着于它，还是果断地限制它，边缘它，另起炉灶替换它？地震的难以预报与巨大破坏一再告诫人们，科学家执着于地震可预报跟老百姓执迷于地震来临可以跑，其实是一样的不靠谱。因为无数的事实证明，一旦大地震来临，能不能跑，跑不跑得脱，全靠运气，即取决于老天是否给了跑的时间和空间。反过来，如果地震科学或相关科学能够确切告诉政府，要想准确得到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烈度和破坏程度，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那么政府就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勒令建筑商把所有与人有关的建筑修到震不垮、垮不死人，届时即使大地震不期而至，老百姓也最多只是受惊吓，而不会受伤害。

    这也涉及到人们对科学的放心程度和信任程度。在人类迄今的所有文明成就中，以说明事实、描述真相、寻找规律论，无疑科学的可信度最高，放心度也最高。就像以陶冶情操、安抚心灵、愉悦精神论，在人类迄今的所有文明成果中，没有哪一种能与哲学、宗教和艺术相媲美。但是，放心度和信任度高，不等于就能解决所有需要说明的事实、描述的真相和寻找的规律，不等于就可以完全不留后手地彻底放心于它。尤其是当它本身还在稚嫩如孩童的时候，就更不能太过放手与放心。此时的太过放手与放心，无疑等于把高度的人生风险完全交与孩童去独自面对。那绝不是大人的信任，而是大人的失职。

    这还涉及到科学家群体在面对自身工作缺陷时的态度问题。注意到唐山、汶川、玉树后的地震科学家，说话严重缺底气，个别甚至面露追悔与自责。这是正常的表情。同时也注意到个别地震科学家，或从事相关学科学研究的学者，每逢大震总是表现出“预报不能总结能、预测不会掐算会”的莫名自信。地震科学家似乎当学学医学家，人家在面对艾滋病、癌症之类总体上还无法根治的病魔时，就不忌讳坦言自己没有良方，就公开承认那是不治之症，甚至坦率告知病人或其家属能有几多时日可活。

    同样是面对一时的无法说明、无法回答和无法解决，不同的科学家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这倒是个十分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末了还想提提那个所谓的“可知论”。凡有些许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关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历来有“可以彻底知道”，“不可以彻底知道”之分。前者俗称“可知论”，后者俗称“不可知论”。历史上两者都是大家云集，彼此斗法斗理斗得不可开交，谁也没有把谁说服。然而，在中国人最熟悉的哲学文本中，在猛烈批判不可知论的同时，对可知论的相信和颂扬，那可是建立在所谓乐观主义和唯物反映论立场上的，即认为人类只有一时不可知，没有终究不可知，只要人类能世代延续到无限，没有哪个奥秘不能被最终揭开。

    且不说人类是否能世代延续到无限，人类眼下就不妨自问：自然界难道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全部奥秘都被人类尽数掌握吗？如果是，尽数掌握后的人类又认识自然界的啥呢？无奥秘可认识的人类，还会保持文明的进步、智力的提高和科学的发展吗？

    其实，人类存在大概已有几百万年了吧，如今对自身是从哪来的，也还其说不一，莫衷一是。想通了这点，对地震科学家频频在地震面前的出乖露丑，也就不会作道德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