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元死了，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这位上海海事大学的法学专业的硕士生，想必经过认真、反复以及痛苦的长考，最终觉得生命之灯该熄灭了，或者是继续活着的痛苦远大于死去，于是苟活的残存愿望让位于轻生的瞬间冲动。

    一个年轻的生命，真正的幸福还没有体尝，就被艰难的生存现实击垮，且是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在她生命的最后这段暗无天日的时光里，她看得见的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沉沉黑夜，看不见高远的苍穹那若有似无的斑斓星光，更看不见即将的东方天际正有一抹鱼肚白。

    没有人向她点醒，继续苦熬或坚持一小会儿，或许生命的道路上就是一马平川。没有人关注到，她那被痛苦塞得太满的心底，其实只要稍加挪动就会腾出片敞亮的空间。她的学校很难关注到这样一个心事重重的女孩。她的老师很难想像到这个家境恶劣的学子会钻进人生的死胡同。她的舍监更是不会觉得自己那顺嘴一说的话会成为压垮这个脆弱生命的最后稻草。甚至我们必须狠下心来认定，她的母亲虽然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却也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与阻止。只有她那远在北大读博士的弟弟，绝对是万万想不到经常给予自己鼓励的姐姐，怎么会在而立之年的某天，突然间所有生的信心都轰然崩坍。

    可以想见她走前对生命充满留念。不然她不会那么认真地写那封请求允许母亲与她同挤一床的信。那信的要求实在太低，必须是一个人濒临绝望时才肯拉下全部脸面去撰写。那信的要求却实在有些为难校方，他们肯定顾虑到一旦开口将来必定堵之不住。然而，她与学校在要求与满足间的距离如此之大，是她喋血沤心写那信时所未曾料到的。至少是校方的坚拒态度是她所不曾预料的。在校方，那是可以理解的管理规矩或制度，毕竟还得顾忌同寝室的其他同学的感受。而在她，那是认为人生是否值得维持的最后希望，因为她可能认为这都无法满足必将再无可满足。于是校方的合理坚拒使得她放弃生命的意志变得坚定，至少从表象上她那结束自己生命的毛巾，便与校方的冷血规章结上了万难分割的情感瓜葛。

    我们尊重死者，因为我们尊重生命。我们尤其尊重这位女子，因为我们尊重她自己做出的选择。如果生可以自主选择，她一定不会选择降临到那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可惜不独是她，任何人都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人生被判定唯一能自主的选择，万分遗憾地竟然就是死。尽管很少有人行使这个选择权，尽管大多数人都是哪怕生得再艰难也要努力苟活下去，但毕竟，真有那么一些生命，因为外界的生存环境太过恶劣，更因为内在的生存心境太过狭窄，在某一完全不可预测的导因诱发下，会去意绝决地退出生命延伸与生存竞争。这是人在行使自己之于生命的唯一主权。尽管我们强烈不主张任何人这样做，但当一个人真正这样做了，我们只好能他表示理解，表示尊重，并施之以在我们看来的必定惋惜。

    正因为如此，我们绝不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上谈论她之死。反倒是，我们恰恰是站在她的立场，努力揣摸着她的思想轨迹，替死去的她找寻原本可能的生机，以提醒类似境遇的人们。如果她把自己的心结完全交与辅导员，那个辅导员只要不是太不称职，就可能动员同学或疏通校方，为她找到让她读到毕业她母亲陪到她成家的良方。如果她把心中块垒向学校心理咨询部门倾诉，那个部门只要有起码的责任心和业务能力，那个堵在她心头的块垒可能就会若冰山融化般不再具有威胁。如果同窗中有那么一两个知音，她们只须做到耐心倾听可能就会救下她的生命，因为人生虽然不是一闪念，人死却经常在瞬间。尤其是自己决定自己死，决定可能坚定，撤回决定也可能同样坚定。万分遗憾，她没有去找，或没有找到。

    想必她在双手松开勒在脖子上的毛巾的瞬间，所有的思想和情感通路都堵塞了。因而关于这一动作不仅不解决问题，反倒会把苦难的母亲推入更加悲痛的深渊，同时让在北大读博的弟弟从此带着她的阴影生活。那一刻，只要想到这一层，相信她就会果断重新站立。

    这是一个有着优良智慧遗传的家庭。虽然父亲在女儿六岁时就撇下娘仨而去，但相依为命的她、她弟弟和她母亲，个个都是意志顽强，智慧高超的强人。她和弟弟能在困窘的生存环境中长大，还能考上武大的本科，北大的博士，这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下，那是何等的不容易！而在姐弟俩不懈的努力与奋斗历程中，她们那位伟大而卑微的母亲，得战胜多少人间困苦，面对多少风言冷语！想想从武大到海大，母女俩竟相长期在狭窄的学生宿舍里相拥而眠，在深深的学府里结伴出行，穷酸的衣着映衬着衰老的脸庞，终日在世人嘲讽、鄙夷和怪异的目光中累积着愈来愈多的自卑、不满和愤怒。但卑微的出生和内敛的修养，又决定着她们绝不可能把那些负面的情绪施向他人。就在这个时候，她碰上了学校严格的宿舍管理规定，那个见了她和她母亲就优越感油然的舍监，以及那句最终点燃她心底那颗自我毁灭炸弹的恶语。

    西方哲人卡缪有言，自杀是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在哲人那冷峻的目光里，一个人如果经认真、反复以及痛苦的思考，最终选择放弃生命，此人必定是最终认定，纵使还有多少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少可能出现的转机，但活下去的意义已经比不上死去大。反之，一个人如果经认真、反复以及痛苦的思考，最终选择放弃死亡，此人必定是最终认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这样那样的苦难，但活下去还是比死亡更值得再一试。所以，自杀与否，真的是个严肃的哲学问题。

    倒是可惜，我们所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恩格斯所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被我们悄悄解读成的思维与存在“何者第一”问题。而由杨元元之死看来，真正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确应当是生存或毁灭。至少人生哲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