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过去十多天，天天余震不断。曾忆井民年轻时，遇到过一两次地震，都是有人说起“地震了！”才发觉好像有那么回事。只有这次“5.12”，才晓得地震这玩意儿，要好可怕有好可怕。
　　就说这几天罢，哪天不经历有感余震三五次？且每次都是屁股坐不稳，脑壳有点晕，杯水使劲晃。若是晚上，则必扰了人的一帘幽梦。
　　可以说，公元2008，井民及乡党，把一生能遇到的地震数都攒够了。一位“搞地震”（嗤，地震能搞？此君岂不自招是“5.12”元凶么？）的博导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汶川地震把地下积蓄多年的能量全给释放了，将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又可平安几十年了。”这话或许在科学上在理，但听来总觉得味道横顺不周正：博导的意思莫非是，用“辩证法”分析，坏事变了好事么？坦白告诉列位，井民虽也偶吃哲学饭，但历来对此类“辩证法”最为痛恨，因它与“变戏法”和“唯吾便正法”无异。再者，按博导的意思，重建的北川、汶川、青川等城，再按“抗八级地震”标准，岂不就浪费了银子么？因为凡有私房的人都晓得，住房也就几十年的使用期。
　　昨天正开着会，又震了。那是一个人心本来就悬荡着的下午。人人都晓得会余震不断，晓得余震还可能强烈，学校也因地震停了课。但由于老师没有放假，就有些事情必须得做。而井民的饭碗所在，“开会”与“做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分不开的。正儿八经着，屁股下动了，桌上杯晃了，人们面面相觑了，有三两双年青的眼睛里现出惊恐了。但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跑，更没有一个人“射”。只是大地重归于平静后，一位女同胞缓缓起身，扶着墙朝楼下移，边移边说“我头晕……”再看，确实其脸也白，其唇也青，似乎还有些梨花带雨。
　　突然明白，人们已经习惯了“震动”的日子。也可以说，人们已经接受了“动荡”的生活。“专家”说，此番汶川地震，可能会余震一月甚至两月。偶的天，人能在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天天每震必跑么？24小时都能做到每震必跑么？假如某人不幸恰好在30楼端饭碗，或睡觉觉，他若每震必跑，最大的可能多半是，不等那可能来可能不来的地震现身，其腿骨或神经已经需要送院修理。
　　恐怖的是，“专家”还说，如此强烈的“5.12”地震，无论是属于“主震余震型”，还是“两次主震型”（我等说它不准，到底是哪“型”，专家们正争吵得厉害咧），都可能再发生六至七级的余震或地震。而“5.12”那天，成都的震级只是5.7，就整得上千万人当夜不敢入住，多日不愿进屋。假如“余震”或“双震”的“震”离成都近些更近些，不也就“5.12”再现么？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井民照猫儿画虎：“人不能两次受同一种东西恐吓”。
　　同一种东西恐吓的结果，是要么吓死，要么吓疲。吓死的已经有。据说某人原本就有怕吓的病，近日连续受惊吓，病翻了，人亡了。地震或余震成为其死亡的诱因。而原本，在平淡似水的日子里，他还会与病魔抗争若干年的。
　　吓疲的，是包括井民在内的多数人。以前对那些个轻微的有感地震都惊惊诧诧，就像屁股坐到锥尖上，每每以惊跳起来作反应。而如今，眼见着面前的杯子摇啊摇，似乎在看它到底能否摇到外婆桥。而屁股下的晃，则拿它当了按摸椅的开启。于是得出结论，那些个貌似哲人的人所说的“处变不惊”、“处之泰然”之类，全然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学”来的，也不是他们所鼓吹的什么“修炼”来的，而是吓出来的。吓多了，也就不惊了，也就泰然了。
　　存在主义说，人是被偶然抛到这个世界的。说得有些玄，一般人难理解。然而“5.12”以来的日子却让井民体会到，这话还真它娘的有那么点道理。不生在四川，或不端饭碗在四川，不居住在汶川，或不靠近汶川居住，在被早已誉为“大事喜事多”的2008，会经受那般大悲大难和大吓么？
　　可是，我们怎么会生在四川？我们怎么会端饭碗在四川？我们怎么会居住在汶川？我们怎么会居住在靠近汶川？我们怎么不是以前，也不是过后，而偏偏就是“5.12”那天到了那汶川、北川、青川等“川”？偶然。纯属偶然。若干个必然交叉点上的偶然。我们的爹妈决定不了，他们必然也受他们那时的若干偶然或必然的交叉点所决定。我们自己也决定不了，我们必然受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种种偶然或必然的交叉点所决定。

    我们是被偶然地抛到这个世界的。这多少有些无奈，多少有些无聊。但不幸又是事实。
　　气温渐渐上升。预报今日最高会过30度。想得到帐篷内的气温还会更高，犹如毒日头舔过的汽车里。帐篷里不能看电视，不能上网，不能用火，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没有沙发，煎熬一定会随气温的升高、“防震”时间的延长而渐渐变得弥漫四周，并最后变成那个狭小空间的全部。只要预期中的破坏性地震不来，那个极端的令人难以忍受环境就会逼人出走。
　　走，往哪里走？还不是从哪儿来，往哪儿走。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