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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大学官场陈平原 |
分类: 个性随笔 |
有意思的是,北大等少数副部省级大学,只是书记、校长两个一把手享有该级别,而他们的副手们,及那些个副书记和副校长们,还是与其它本科大学的校领导一样,一路“地厅”下去的。井民至今也没有搞懂,上级为何对副部省级大学会有如此怪异的安排?
而最令井民搞不懂的,是为何非得要对公立大学定行政级别。比如同样是公立,国企为何就能取消了原有的行政级别?不定行政级别后的国企,为何普遍发展得比定级前更好?窃以为这既值得大学的“上级”深思,也值得大学自己琢磨。
有人说中国公立大学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井民不知此说全部准确内涵怎样,但仅从其行政级别的严格划分与凝固不变看,觉得此说还真不是污蔑。
“官场”是讲级别的,级别决定命令,命令决定服从。所以,大学的“上级”若有人来,挂出的标语多半是欢迎谁谁谁“莅临”;书记和校长对那个比他高一级半级的行政长官,甚至级别不高衙门高的低级别官员,那可是讲话聆听和指示照办的。而官员走后,大学要做的善后之一,便是“贯彻落实”。
由此可知,中国大学是不可能“独立办学”的。尽管这恰是关于高等教育的什么“法”已经的规定。同理,中国大学要有独立意思、独立精神、独立想法,也是不可能的。它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行政级别”框住了它,上下级关系锁住了它。
说大学就是官场,不存在褒,也不存在贬,仅仅是指陈事实。从副部省级起,垂直往下,正地厅级、副地厅级、正县处级、副县处级、正股科级、副股科级……教师们,管理者们,德、勤、能、绩、廉诸方面突出者,被从教师和管理队伍中安排到相应级别中,当上某个“长”,客观上就是个“提拔”,事实上就是个“重用”,感觉上就是个“升官”。
这是个导向,也是个激励,不能怪教师们和管理者们。包括陈平原说的一流二流或三流学者,也会这样去想,这样去看,甚至这样去做。
由于上述事实的存在,在当今中国的大学中,各个“级别”上都有一批原本优秀的教师和管理者。他们的职称,原本是“教授”或“研究员”什么的。然而他们一旦被行政安排,或“提拔”,其原先的业绩,比如教学、科研之类,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眼下呆在什么级别的位置上,或以什么“长”或“官”的身份出现。
所谓大学的“官本位”,就这样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形成。
大学既已“官本位”,往更高一个级别上爬,就成为教师及管理者努力的方向,追求的目标,以及成功与否的标志。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在大学,固然每次晋升教授、副教授之类,教师们高度关注;每次处长、副处长甚至个别科长轮岗换人,也是拥有教授、副教授头衔的老师们的关心。甚至,对一些教师来说,前面那个对“授”的追求,是为了给后面那个“长”做铺垫。很多老师刚刚“授”了,马上就被提到“长”的位置上,好像不这样,他那个“授”就还没彻底评完似的。
更有个别行政权力大的岗位,如不说大家都晓得的大学的几大“处”,每次定“长”之前,那肯定都是“授”们的头热,领导们的头痛。
大学变成一个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或一个“官场”,肯定不是大学本身的意愿。变成了“官场”的大学,肯定不利大学精神的培养,也多半不利大学本身的发展。当今中国大学如此之多的毛病与如此之少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创新型人才,多半也与此有较深关联。陈平原教授身在当今中国最牛的大学,尚且“痛感”如此,其它的大学也就可想而知了。
只是这个问题怎样解决、何时解决,甚至能否解决,陈平原教授没说,井民之流不知道,也就只好说说而已。只晓得大学发展得很好的欧美,是没一个这样管国立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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