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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学欠债一辩
(2007-03-28 18: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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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欠债辩护 |
分类： 校园轶闻 |
形势如此险恶，自然责骂纷至。加之个别大学建了点高房，修了点景点，装了点门面，做了点“政绩”，舆论就把个别直接上升到一般，一杆子扫向所有大学，似乎他们个个不拿票子当金钱。
更有不明真相者，直接将大学的债务，与大学的扩招扯在一起，言下言上之意都是：谁叫你们扩招的？没有钱就不要扩招嘛！
银行的票子，国民的血汗，只要涉及危险，都会奋起捍卫。因而社会骂大学借钱太多，可以理解。只是非理性的愤怒一高涨，通常就会把理性的分析淹没，再要想心平气和论理，也就难了。
但事实是，第一，大学扩招，于国于民，利大于弊。自99年扩招起，大学招生人数猛涨，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得到极大满足，上大学不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教从“精英”降至“平民”，国家收获大量人才，民众收获更多教育，社会收获整体就业压力缓解。第二，扩招很猛，投入很少，无奈借钱。大扩招后，在校学生翻着滚儿增加，按说政府“增一生增一份儿投资”，就不会有如今的问题。但天下人都晓得，政府没这样做，往大学的投资增加数，远远跟不上大学招生增长数。即使不提高，仅仅是为了维持扩招前的办学质量，大学也得靠借钱渡日。第三，欠债虽重，积淀丰厚，资产优良。高校在扩招的这七八年间，靠大举借债，短时间内积淀下5000亿以上的国有资产，而且都基本上是优良的国有资产，至少与借得更多、还得更少、甚至根本就不还的“国企”相比，国家根本不必为大学的欠债犯愁。
君不见，中国大学这些年几乎个个都是旧貌换新颜。除去极个别的弄了豪华大门、观光电梯之类，绝大多数的大学从教学楼到实验室，从图书馆到运动场，从学生宿舍到娱乐设施，都彻底变了样。可以这样说，建国几十年来，中国大学的总貌基本上就没什么变化，至少是变化远远跟不上国家经济社会的翻天颠地。而这七八年，总算把几十年的欠帐给补上了。就算是还差世界水平一大截，但硬件设施也大大缩小了与世界的差距。
窃以为，如今主要靠借贷形成的中国大学的固定资产，是笔内涵丰厚、质地优良的国有资产。更因其是民族文化的永续财产，因而在总体上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中国大学必然会在随后存在和发展的相当长历史中，用自己源源不断的利息和产品（人才培养、科技成果，智力支持、社会服务等）回馈社会，报答国民，报效桑梓。除极个别办学质量极差，负债太重，诞生之日就属多余的劣质地方大学，中国大学整体上绝对不会出现国企曾经的尴尬与悲情。内中道理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以培养民族高级人才、制造民族精神文化、创造民族科技成果为主要使命的大学，与制造某种工业产品为己任的企业，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语。产品有过时，生产有换代，市场有危机，这是企业的宿命。大学却不同，它们也有竞争，也有风险，也有高峰低谷，但总体上以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人才大国、大学生生源大国的长期国情论，想象大学会因招不到生，开不起张，揭不开锅，因而不得不关门，是超出理性思维常规的非理性掐算。
何况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也才刚刚摆脱“精英”进入“大众”，中国的公立大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仅就数量而言，都还太稀缺，而不是太富裕。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经历了刚刚的七八年大扩招、大贷款、大发展，会歇一歇，停一停，休整休整，以稳定规模，提高质量，消化过快的增速。但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大学还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增长，新的竞争，甚至还不得不将民办大学也拉入这场博弈，从而在后代能够看到的日子里，让中国大学在一番大浪淘沙后，留下真正的世界水平、国家水平、省区市水平的合格大学，生长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家一流和省市区一流。
曾经的研究很有意思：世界上的大学资格老的已近千年；我国大学历史长的已过百年，历史短的也几十年。而那些个叫“企业”或“公司”的玩意儿，能够存在于世几十年不倒，就算是骨灰级的了。结论是，大学是世界上少数可以长期存活的机构或组织之一。能与之相比肩的，也就只有教会等少数组织了。大学的来日方长，没有必要为一时的负债发愁。现在真正犯愁的，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错过大举借贷机会，因而如今还守着狭小的办学空间、破旧的教学设施、落后的实验条件苦于茫茫椰林哪是边的大学。因为正如泰戈尔所言，错过了群星，就会借过太阳。亦如中国人自己说的，过了此村无此店。
还想提一提原本的不想提：当政治局初定下大学大扩招时，理论界和各地政府都唱“高等教育拉动内需”的调，都在算增加多少学生就会给当地带来多大商机。事实上，各地政府出面煽动高校大规模征地、贷款、扩大校园、兴建大学城等，就既有为高校发展的善良愿望，也有为自己趁机揩点油的不良居心。那时节出自各地政府或高校管理部门的煽动性语言，至今听来仍让人热血喷张：“晚贷不如早贷，少贷不如多贷”，甚至“不贷白不贷，贷了也白贷”，颇有“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意味儿。各地政府不能想拉动消费时就打高校的主意，想抑制贷款规模时就打高校的屁股。再说，国有高校是谁的？国家的。只要高校没有把钱揣进腰包，只要高校领导经得起审计，理论上讲那些借的钱、买的地、建的楼、添的设备等，就没啥可指责的。因为比起真正一流的世界高校，我国高校的生均投入是很低的。
外人恐有所不知，就我国公办高校而言，办学经费无非来自三块：国家财政拨付，学生交费，校办产业赢利。在这三块中，国家财政没有按“增一生增一份儿投资”投钱，学生学费则按约占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办学成本交补偿费交大学。至于校办企业，基本不成气候，与其说是学校等着它交钱，不如说它等着学校投钱。像耶鲁大学那样牛B的大学，几百年办学史上积攒下上百亿美元，为这笔巨款的保值增值，校方甚至苦于在地球上找不到合适的投放处。此等痛并快乐着，或快乐并痛着，咱中国大学眼下没有，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
再说了，高校教师这些年工资是增加了些。可这不正是前些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的合理纠偏么？不正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政策的具体体现么？再说那点儿增加的收入，也主要还是落到高校中的强势阶层身上，若院士、博导、名教授等，一般老师也只是撒了点政策的胡椒面。又再说，大学老师比起灰色收入多、自己收入“含金量”高的政府官员，比起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员工的平均所得，也只是背个空名甚至恶名。
至于有人将大学生就业难归罪于扩招，那就更犹如向和尚借梳子，找错了门儿。不要说大学的责任在培养不在就业，就说一个人若读了大学，反比不读大学更难找工作，如果真的存在这个病态现象的话，那么只能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病了，且病得深沉。
井民对贪官无条件地憎恨。这个无条件，就包括了政府官员中的，也包括了高校中的。井民对社会不公不正不义无条件地厌恶，这个无条件也既包括对社会上的，也包括对高校里的。但这不影响井民对高校的在扩招后遭到的无端骂名，也有一种源自正义的申诉与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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