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先生在青歌赛做文化评委，大“秀”一把文化。这是他在近期《杨澜访谈录》中坦承的，他认为人人都怕“没文化”，所以“秀文化”很有市场。正因为他是这样想的，所以大家看到他就是这样做的。青歌赛的许多时候，选手答一分钟，他会说上两分钟。尤其是选手命题演讲，他似乎没一个完全满意，别人再怎么答，他都要指出“遗憾”与“不足”。只有在原生态歌手比赛时，他才“肯定”和“赞扬”居多。大概他知道，此时还秀什么“文化”，未免太不合时宜。因为一则这些大多来自草根的歌手，不会去配合任何“文化秀”；二则组委会对这些选手所要求的“文化”，据说是小学三年级以下。
如果余先生认为参赛歌手与观众总体上都是文化欠缺者，那么趁机普及一下文化也算是好事一桩。只是必须指出，比赛时所用的那些“文化”，不过是为青歌赛这一特定的场合所取，其功能是用于判定选手的优劣，给出必须的分数，而非要求他们真正具有系统、完整和全面的文化或知识体系。此时的“文化”，不过是整个赛制的规则之一而已。如某幅洋画的作者是马勒，还是毕加索，某座院子在山西，还是在山东，需用时查一下即可，不需用时一辈子不知道也无伤大雅，更无关此人有无“文化”。因此，利用青歌赛这一短暂、狭窄与特定的场合普及文化，用意虽好，未必恰当。
如果余先生认为青歌赛收视率极高，很值得利用它来“秀”一下“文化”，那就不是十分的地道了。一则此想法似乎有些贩卖私货之嫌，二则此想法似乎有些违背竞赛规则之疑，三则此时的“秀”跟“卖弄”或“显摆”就几乎重合了。如果我们认同体育也是“文化”的一种，那么在体育比赛时利用竞赛规则大“秀”相应“文化”，多半就很令人讨厌。比如足球比赛还要参赛队员说小学或中学的历史地理，裁判在作出裁决时还要向违章球员普及某种知识，那将是何等的吃错药、开错方、使错劲。
其实，某人多点文化，与某人多点票子，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某人在某种场合“秀文化”，与某人在某种场合“摆阔斗富”，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文化”和“票子”的多少，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同的是，这世上可能有人居于“票子”的最多或最高点，如比尔.盖茨，却没有人居于“文化”的最多和最高点。某人相对而言比别人多的那点点
“文化”，可以事先经过专门准备，可以是自己有别人没有，可以是自己懂别人不懂。但如果倒过来，别人事先经过准备，别人有你没有，别人懂你不懂，“没文化”的结论可能就会倒过来。
还是那话，比赛就比赛，考人就考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此外的多说或“秀”，纵然是“文化”，也与高雅无关。就跟“钱”一样，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也与人品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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