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有幸在五一“春交会”期间参加由大亚湾房协会主办“乐业深圳、安居大亚湾”论坛，会上有主持人抛出一个论点，触动整个论坛最敏感神经：目前大亚湾住房空置率过高，生活配套不足，曾被央视曝光为“睡城”。由此引发众多与会大亚湾开发商代表的激烈讨论，有人极力否认，有人嗤之以鼻，有人为之辩解，其实在公子看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造成今日“睡城”的状况，原本就不是开发商的错，何必四处“惹尘埃”？

“无利不起早”，由于受到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开发商往往通过房地产项目开发提升居住环境、改善了城市的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迅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开发商是扮演了“先行军”的角色，而政府相关规划、建设、教育等职能部门往往后知后觉，拘泥于有限财力和目光短视之中，落后于城市发展的步伐，由此带来购房者的种种诟病。但是把“球”踢给开发商并不客观，亦非公正，开发商是商人，开发商不是政府，可以包揽一切。

“睡城”现象并不是大亚湾所独有，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时期，也多有出现。如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都曾出现过单中心、高度密集的状况，后来这些城市重新规划发展模式，在城市周围建卫星城，各自担负一些城市功能，由于通勤时间较长，卫星城被称为睡城。而国内北京、上海等人口超大城市也都相继出现睡城，在“北漂一族”当中最出名的要算北京五环、六环之外的通州、回龙观这些地区。

要解决“睡城”现象绝非易事，以香港为例：上世纪70年代，香港人口剧增，港府为了解决人口过于密集于港岛和尖沙咀，导致住房条件恶化而推出“新市镇计划”，开发新界沙田、上水、元朗等地成为区域中心，并且通过轻轨、地铁等轨道交通联系市区构成便捷的交通网络，时至今日，新界的城市化开发非常成功，已经感受不到和港岛市区有明显的差异，居住新界，中环上班，已成香港白领最典型的生活居住模式。但是看过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就会知道在新界西北角最为偏远的天水围，却沦为中低收入阶层聚集的“悲情城市”， 40年过去了，天水围“睡城”现象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绝非一朝一夕。

回到大亚湾，前面说过开发商不可能扮演政府角色，但是开发商，包括房协可以积极地和政府互动、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深圳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宝安中心区”的规划建设，在一片原本荒芜滩涂的土地上，短短的3、4年立见成效，正是区政府和宝安开发商们密切合作的成果，并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要解决大亚湾“睡城”现象，当务之急是解决交通瓶颈，通过轨道交通和地铁3号线实现无缝连接，高速公路和公交路网的完善，实现“深圳上班、大亚湾居住”的两地分工模式，形成深惠两地“双赢”局面，一方面彻底解决被深圳高房价挤出效应而无力购房的置业群体的刚需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为大亚湾经济增长、财税收入、地方消费带来新的活力，居住人群的增加可以解决大亚湾的“人气”问题，有了人气，自然相关生活配套就会跟上。否则，对于深圳人而言，如果大亚湾连夜晚“睡觉”的功能都实现不了，名不符其实，又谈何“睡城”二字？

其次，从深圳的地缘关系上可以清楚的感觉到，大亚湾到深圳是咫尺之遥，从大亚湾到罗湖只需要40分钟左右。随着深圳制造业面临经营成本不断上升的威胁，深圳不得不实现产业转移，包含人口的外移、产业外迁到大亚湾是未来趋势，像深圳比亚迪等很多产业的转移重心都转到大亚湾。深圳未来可以和大亚湾形成“前店后厂”类型的互动、分工新模式——高附加值、高科技或者研发的基地，包括金融的产业放在深圳，而把对于经营成本异常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在大亚湾。

回顾深圳楼市开发历程，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如果没有南山科技园，没有来自华为、中兴、联想等一大批高学历、高薪IT产业人士购买南山的房子，南山会成为深圳多年来楼市最热、房价最贵的区域。同理，在产业转移的背景之下，必然形成大亚湾未来高素质、高收入人口对于高档次楼盘的需求。大亚湾楼市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深圳人购买，只有真正吸引本地居住人口的购买，加大本地购买力的购房力度，才是通过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彻底解决“睡城”问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