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金钱的背面

高和

吴尔芬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姐妹》后记的标题是《钱是什么》，这篇后记，带有图解这部小说的味道，他似乎要向读者解释，他企图用这部小说探究《钱是什么》这个用政治经济学眼光看来已经不存在隐秘的命题。企图用文学来完成这一任务的作家作品并不少见，其中也不乏名家名著。然而，无论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左拉的《金钱》、中国当代作家吴尔芬的《姐妹》，对金钱本质、属性的揭示，都远远比不上政治经济学本科生的一篇论文更加直接、透彻、准确。用文学揭示《钱是什么》显然是幼稚的，也是一个没有必要去完成的任务，从这个角度上说，吴尔芬的目的是失败的，因为，用形象的手段去做逻辑结论的命题，遭遇的只有失败，如果吴尔芬写作的目的真的如他而言是要探究《钱是什么》。

当然，吴尔芬不会那么愚蠢，真的企图用形象来揭示金钱的本质，用故事来定义金钱的属性。作家，把握这个世界的手段是形象，是故事，是人物。从文学价值上考察，正是这形象化的对于金钱的解构，反而让这部小说足足地实现了文学应该具备的功能，那就是对人灵魂的剖析，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批判。用这个尺度衡量，这部小说取得了值得祝贺的成功。事实上，那些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迹的谈论金钱的作品，无一不是通过金钱来展现人性，揭示人性，探究人性，也正是这对于人性的特定角度的解剖，使这些对金钱进行探索的作品具有了珍贵的文学价值。

桃源这个无比美妙的地方，在作家的笔下，成了展示金钱肮脏、人性丑恶的舞台，这种美好与丑恶的对比反差，让这部小说具有了锋利的现实批判意义。主人公是一个变态的诗人，是不是暗喻现代诗人们的精神层面，不敢妄自揣度，但是把变态和身份作如此组合，难免会让人浮想联翩，哑然失笑，这是黑色幽默的笔法。作品中，从诗人方立伟算起，无论是市委书记三把火，还是美丽的女主角花季，上至文化符号的记者鼓呼，下至代表社会底层的鞋匠，社会上各色人等，面对金钱的诱惑，无一不将人性中丑陋、恶心的一面暴露无遗。

由此，我们可以大约的领略到，吴尔芬企图用这部小说告诉大家的是，金钱的背面是什么，这应该是《钱是什么》的本意。那么，金钱的背面是什么呢？是人性，丑恶的人性，肮脏的欲望，最终导致的是人性的崩溃和社会的堕落。用形象化的描述，来展示金钱的背面，当然是文学家的任务。可以说，吴尔芬展示的金钱背面，比巴尔扎克、左拉更加撼动人心，因为他的形象更加现实，更加中国，更加深刻，也更加社会化。巴尔扎克侧重于对某个社会个体欲望和贪婪的揭露，左拉也没有逃脱这个巢臼，仍然把笔触集中在个体的金钱罪恶上。而《姐妹》却通过桃花源整个社会群体在金钱面前表现出来的集体疯狂、大众贪婪和群体性罪恶感的缺失、人性的沦落，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正在向市场经济金戈铁马跨越式发展的中国社会让人瞠目结舌的丑陋面。这个丑陋的社会紧贴着金钱的背面，也就更加散发出了令人作呕的铜臭气。吴尔芬的笔触，给我们提供了处于这个巨大的动荡的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灵魂速写。这个群体的灵魂有如揭去了盖子的王八，是那么的丑恶，令人作呕。从这个意义上说，《姐妹》真的跟《欧也尼葛朗台》、《金钱》等名家名著有得一拼。遗憾的是，吴尔芬驾驭文字的功力和艺术表现力与巴尔扎克、左拉相比终究差了那么小小一步，否则，吴尔芬就真的用不着自诩为大师，而是社会公认的大师了。

文学的功能论说千姿百态，我认可的是批判的精神和精神的批判，物灵感应和心灵折射的共震、同鸣。吴尔芬写作《姐妹》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想通过一个故事，来体现他的批判精神，从而达到精神的批判，最终实现物灵和心灵的共鸣，那倒真和我内心追求的文学目标实现了共鸣。《姐妹》的批判精神和精神的批判是血淋淋的、惨不忍睹的、令人厌恶和沮丧的，这一点跟我的批判不同，我总是本能的在黑暗的背景上点燃一星星亮光，而作家吴尔芬连这一点亮光都不给我们留，既可以说他的批判更加彻底，也可以说他的批判更加歹毒。这是作家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产生的必然，从艺术价值上称量，无所谓孰优孰劣，从社会意义上考核，吴尔芬的批判精神无疑要更加深刻、透彻，那是一种让人心寒、一箭穿心式的透彻。

金钱作为人类发明出来的一般等价物，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分配每个人占有社会资源的权利。不论金钱的本质是什么，功能是什么，都是人类赋予它的。反之，这人类赋予它的功能，又成为了人类疯狂攫取的目的物。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钱本身没有罪，有罪的是创造了金钱的人类自己。吴尔芬用形象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值得称许的，也是成功的。

从作品的纯艺术角度考察，这部作品成功地向我们展览了桃花会、桃花彩选、桃花源一幅幅精美的、生动的风俗画和世情画，从而也显示了作家生活的扎实和创作手段的娴熟，而一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更是通过作家的点染栩栩如生，让人难忘，例如劫波和暴发户罗宁在一起的时候，种种行为表现，生动地展示了小家女人面对现代豪奢的心理和性格特征，这也可以算作一个典型性的人物了，作为一部小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应该算是成功了。

然而，和吴尔芬的《九号房》一样，作家的小说给我们留下了或多或少的遗憾。例如语言运用上距离“精到”两字还有差距。作家个人的方言口语化表达比比皆是，其中也不乏语病和逻辑混乱之处。如果是作品艺术表达的必需，例如形象特征塑造的口语化，这是应该允许，并且值得称道的。书中这方面的问题显然不是艺术需要，而是作家写作时候语感受困于方言习惯造成的。这既是作家的遗憾，更是编辑的遗憾，因为，很多地方，认真细心的编辑是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及时加以补救的。

再如，场面展示过多，影响了叙事节奏的有效和引力。这可能是作家为了显示自己对闽西风俗的熟知，尽可能的给读者展示地方风土人情，增加作品的文化品位而导致的。然而，小说作为叙事艺术，过多地展示，势必影响事件的发展节奏，如果这展示不能够新颖、画面，只能看作是累赘。

最让人扼腕的是其中存在的一些硬伤，甚至可以上纲上线拿来指责作者创作态度不够认真。第34节“预感”，叙事角度突然由诗人、会首方立伟跳转到了桃汛，让人觉得语无伦次，莫名其妙。还有，书中人物对话，不用冒号，而是逗号后面加引号，弄不清楚是作者的创新还是错误。这些低级错误，相信作者如果对书稿认真看上一遍，或者编辑认真看上一遍，都很容易修理，之所以让人“扼腕”，因为这种硬伤极大的伤害了这本书的艺术价值。本来，这本书有可能成为作家吴尔芬创作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而这些硬伤、低级错误，让这本书仅仅能算作作家创作旅途的又一个足迹而已。

                    2007年12月8日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