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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独白

    ——读杨天松散文

        吴尔芬

    在这里，我要向读者介绍杨天松。这是一个沉默的人，在许多场合，他都自愿坐到最不起眼的角落，他脸上的安详我们想学也学不来，因为我们的内心满了欲望。所以我说，人什么都可以满足，但有一样永不会满足，那就是优越感。有房住了，还要“有天有地”；有职业了，还要削尖脑袋改行；为什么我不能进城；既然“行政”了，一直没有提拨未免太丢脸。当我们整个人被欲望充满的时候，也就被魔鬼充满，使我们神色紧张、呼吸短促、目露凶光。杨天松说，你看那飞鸟，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人要发愁呢，人不是比鸟更高贵吗？因此，我愿意跟天松在一起，他水中倒影般平静的脸总是给我带来安慰。

    我认识杨天松的那年，他还是个忧郁少年，刚走出福建师大中文系来到新泉中学任教。那时他蓄着小胡须，落落寡合地坐在华文书店的柜台里，象旧书中古道心肠的落难秀才，一段以书为缘的感情经历就在那里拉开了序幕。如今，天松已经是孩子绕膝的父亲了，这常常让我回想起在河边合唱《箭之歌》的美好时光。是呀，一切都将朽坏，包括我们身上的这堆肉体，人生如果没有盼望，我们的双腿这样盲目的忙碌不是很可笑吗？

    事实上，那时候杨天松已经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散文和评论，而且颇见功底。然而天松从不张扬自己，“作家要耐得住寂寞”，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人往往是故作姿态的，天杨绝不会说这么无聊的话，因为他根本就没想过要通过文学“打捞”点什么。文学不过是生命的独白，读了天松的作品后肯定要下这样的结论，也只能作如是观。一条小河、一座古屋、一棵老树，都会引起他由衷的赞叹；甚至一首民歌、一粒露珠、一片落叶，都能招惹他温柔的怀想。也许读者会想起泰戈尔老人从容平和的歌唱与赞美，也可能想到普鲁斯特对往事的咀嚼展示了时间无限的可能性，但我首先想到的是天松属灵生命的得着。那赐生命的灵将神圣的所是应用到他身上，藉着那灵，他得着了爱、光、真理、生命、喜乐、能力，以及神圣的一切所是所有。本来，我们的生命是弥漫着黑暗、软弱和窒息的，但那至高的施恩宝座象活水涌流，叫我们的生命充实，满了意义。

    虽然人拥有善良的性情，如真、善、美、智、仁、勇等美德，但因着堕落，恶性进入人里面，与善性相争。罪在人里面，叫人无法实行他良好的意愿，叫人的良心死亡，叫人的思想背叛，叫人的身体犯罪。人的堕落是宇宙间最大的悲剧，至今我们仍深受其害，举目所及，战争、不义、贫穷、犯罪、欺压、疾病，天天环伺着我们。这是我们生存的基本环境，而今的文学，四处充斥着骄傲、嫉妒、仇恨和恐惧。作家的心里都黑暗了，我们还能指望他们的眼睛看清世界吗？曾有几次，天松进城住在我这里，我们对着大街上莫名其详的人流谈论文学，最后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不写作，因为写作是无益的。但是，文坛必须有一帮人站出来纠错，否则将滑到永远的沉沦。真的，不是我们高举自己，而是需要纠错的时代来临了。

    就这样，杨天松用最朴素的语言来实现最直接的写作，虽然这种作品在文坛并没有市场。就象他总是以很稠的饭来招待朋友们，虽然大家只想喝点粥汤。乡村少年心中的北京在哪里？杨天松说，“比梦想更远。比天空更远，天空抬眼就看得到，爬到背头山就可摘到星星了。但北京要发挥想象才能梦得到。”好了，乡村少年终于成长为文学青年，而且来到了北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降国旗了。那么，天松看到了什么？“我又矮又小。典型的南方人。怎么跳也看不见那戎装笔挺的旗兵规范庄严的神情。一切只能凭我的猜测。我只是从那密密匝匝的人群的又兴奋又凝重的眼神中看出国旗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在男人壮阳女人化妆的今天，没有人会用如此真诚的语言叙述世事了，作家们英雄好汉还充当不过来哩。在我所阅读到的描绘冠豸山的文章中，价值谎言和虚假抒情比比皆是，他们在导游小姐的指引下转一圈，记几个名词在本子上，回到宾馆吃好喝好，然后写下“一路景观目不暇接，碧水丹山宛如武夷”之类恶俗的文字。只有杨天松敢诚实地记下攀登摩天峰的情形：

    “当我趴在直上直下的石阶上活像一只虫孓时，我在想象中看见自己滚下山崖摔成粉末，我于是头晕目眩中下意识地往上攀登，那的确是名符其实的攀登。我用双手攀着前面的石阶往上爬，有好几处是垂直的，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快要崩溃时，幸运之神引我终于进入寨门。”

    当我读到这样的文字时，忍不住要会心一笑，象看到世界最精彩的章节。文学必须为弯曲悖谬的世代作见证，这是我们为自己制订的纪律，也是我们所以写作的基本立场。我不敢断言杨天松今后在文坛的地位，但我敢断定他的作品是难能可贵的标竿，因为那是他生命的独白。假如你敢确立生命的意义，为何不敢记录生命的独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