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快乐和思想的痛苦

——评吴尔芬的小说《九号房》

朱必圣

吴尔芬的《九号房》发表在《中国作家》2005年10月号，是一部长篇小说。读完全篇，我确信作者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他的叙事快乐。整个故事构思精巧、环环相接，大有侦探故事的意味。叙事的快乐不仅在于语言的描述，而且在于内在细节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些细节在整个故事中的内在密切联系，才推动情节的发展。因此，细节的设计成为这部有些侦探故事意味的小说的关键。吴尔芬的叙事也紧紧地抓住这些细节，把叙事的功夫都花在这些细节上面。

    叙事，还不全是语言功夫，更重要的是其中的逻辑关系：要把细节中的所有逻辑关系用在推演故事情节的发展上。逻辑关系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要线索，如果逻辑关系不明，作者就无法正确推演故事情节的发展。在《九号房》这部小说中，逻辑的关系焦点集中在一个外号叫九爷的人物身上。正因为九爷在这部小说中承载着逻辑焦点，所以吴尔芬在叙述的过程中，围绕这个人物所产生的细节，除了要符合叙事环境之外，还要符合逻辑发展的线性要求，不能将逻辑链之后的细节提前叙述，也不能把逻辑链中的某个细节延后叙述。由于这种逻辑前后顺序的发展要求，吴尔芬就要精心构筑每一个细节，并让每一个细节都能够很好地应合故事大情节发展的逻辑关系。

    《九号房》如果缺少了这些严密的逻辑关系的编织，就可能完全散架了，不仅很容易写乱，也无法推演大情节的发展。因此，吴尔芬的写作功夫就全显现在这些逻辑的推演上。由此，我想，吴尔芬叙述的快乐也就是逻辑发展的快乐。

    逻辑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严密的因果关系。《九号房》的因果关系全都集中在“仇恨”这个关键的逻辑点上，“仇恨”是《九号房》最大的凶手，无论九爷还是王苟，都是因为“仇恨”而杀人。九号房是仇恨的集合地，从梅小如被关进九号房开始，九号房就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暴力征服的竞争，从竞夺牢头到密谋杀人，无论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报仇。在这间九号房里，没有同情，没有公义，有的全都是互相折磨。在九号房这个特殊的地方，所有的暴力都有一个响亮而蒙昧的名字，比如“吃红烧鱼”就是用鞋底打人的脸；“看彩电”就是把人头塞进尿桶里，诸如此类。总之，那是一个暴力的作坊，专门生产各种各样的暴力，而且九号房里所有的人都是这些自己制造的暴力的受害者和实施者，他们即是暴徒，同时又是受暴徒折磨的受害者。这是多么畸形的群体啊。

    一个群体之所以畸形，那是因为他们的人性畸形，使他们能够保持正常人心态以及行为的理性、良知全都丧失殆尽了。又因为他们全都成为在押犯人，被关进九号房，也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于是他们畸形的人格就越加畸形。世界本应该有“人格医院”这样的场所，让这些人格畸形的人能够在这所“人格医院”中受医治，来治愈他们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他们相反，进入的是一个叫九号房的制造暴力的畸形的场所。在这个畸形的九号房，他们的一切伤害不仅不能得到安慰，一切心理和精神的疾病不仅不能得到医治，而是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种见不到一丝同情和正义光明的伤害，最终只能造成他们心灵的麻木，把他们改造得更加凶残。《九号房》弥漫着的血腥是难以驱散的。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九号房》是一部叙述血腥的作品，描述的是那种心灵枯干、血腥四溢的人性形象。

    我惊异于吴尔芬把这么一个残酷的故事写得如此逻辑化，把残酷的现实更残酷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就是不带情感地残酷，这样的残酷更冷漠。我想吴尔芬的用意大概就在于此吧，他要把残酷的现实更直接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认识人性的毁灭的背后就是残酷现实的呈现。

    《九号房》的叙事只是为了体现吴尔芬叙事的能力，只是为了体现故事的逻辑吗？叙事的快乐在哪里呢？说到快乐，我想吴尔芬能够感受到的与《九号房》里所有人所感受的并非两样。我们记得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我们的时候，人们感受最深的不是虚无的轻松以及放纵自己的自由，而是虚无带来的焦虑。虚无的焦虑不仅影响我们的思想，同时更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精神。这意味着如果存在没有意义，那么自由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刑罚。如果不能获得意义，也就不可能摆脱虚无带来的一切刑罚。这成了存在的一种宿命，是人们无法摆脱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面临的命运只有两种，要么绝望而死，要么麻木而生。更要命的是这两种选择几乎都是别无选择，因为你选择任何一样，都没有意义，或绝望的死，或麻木的生，同样都是一个结局，那就是虚无。

在存在主义思潮之中，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加缪，他引用古代西方西西弗斯的神话来阐释虚无的快乐以及立绝望之地而不败的秘诀。西西弗斯所受的刑罚是推巨石上山，石头推上去又滚下山，西西弗斯又得再把滚下山的石头再推上山，如此不断地推石头。西西弗斯被判定永远与这块石头共存，只要石头不能消失，他的刑罚也就不能结束。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刑罚，也是一个永远痛苦的刑罚。哲学家加缪无法让西西弗斯脱离那块石头，他只得从推石头这个刑罚本身寻求快乐的意味，以虚假的快乐来缓解真实的痛苦，因此加缪说，西西弗斯是一个“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的”英雄。

《九号房》中谁有这样的快乐？我觉得这样的快乐体现在九爷的身上，他的快乐的基础是他的绝望，而他的快乐是真实的快乐，那是犯罪的快乐。西西弗斯的快乐那是在哲学层面上的快乐，而九爷的快乐是在现实层面上的，是报仇的快乐。只是两者绝望的气味相同而已。

    九爷之所以以无限的耐心和毅力以及黑暗的快乐去构筑报仇的计划，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在小如身上实施，最后达到让小如越狱，让小如的父亲在狱中自杀，达到他报仇的目的，那是因为一个犯罪的逻辑前提：九爷的母亲曾经是小如父亲的情妇，九爷的一切悲剧与小如的父亲有关。有了这个前提，好像九爷的报复性犯罪不仅有了某种逻辑的合理性，好像也具备了某种理性的允许。既有逻辑的合理性，又具备理性的允许。九爷的整个报复行为的实施完全在理性的方式下展开，理性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能力，在九爷这里成了他犯罪的一种手段。我想，吴尔芬在这一点上充分近视了残酷的现实，使得《九号房》里所有的人物全都失去了精神的光泽。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如何，阅读《九号房》的经历我是痛苦的。但这不能否认《九号房》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无论语言、结构还是情节发展都是相当不错的，应该说作品本身是值得称道的。作者不仅有相当成功的叙事，而且也具备严密而精致的构思。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也能够由此中体味情节演变和逻辑发展带来的阅读兴趣。这都是一个小说家良好能力的体现。但反过来说，这些精致的小说构思、精彩的语言叙事，都不能消除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有痛苦的十足理由，我想作者也是一样。我不相信，吴尔芬在写《九号房》的过程中，他的精神如他的叙述一样平静和冷漠。我想他的思想也一定是痛苦的，我们痛苦最充分的理由是：我们是善良的。我们的愿望是人人自由、幸福，人人和平、健康。我们的社会不是《九号房》，不是培养暴力的场所，而是散布着自由和理性精神的群体，是化解仇恨、制造和平的人类大众。

我们是善良的，因此我们有理由为《九号房》痛苦，为九爷以及小如等《九号房》中所有的人痛苦，他们的悲剧不仅仅只是他们的，而是人类的。他们的堕落也是人类的堕落，他们所需要的拯救也是人类所需要的。

朱必圣：评论家，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南方文坛》、《福建文学》等刊物发表评论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