歹毒后面的柔软

——吴尔芬部分小说阅读印象

泓  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吴尔芬是个女孩子，但现在我得承认有着女孩子名字的吴尔芬是锐利得近似冷酷的作家。所谓的冷酷，不是说他的内心深处就没有柔软的东西，须一瓜说小说是手术刀，吴尔芬的第三只眼晴则更像在囚在炼狱中煎熬过的，这种高烧过后还能闪烁的冷冽是十分歹毒的。我最早编他的作品是一篇短短的随笔，《冬年狗、吃会走》，就那样一个小东西发表在我们这个并不起眼的鱼龙混杂的杂志，居然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谈他的读后感。

后来读了他的《雕版》，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部成功的小说，记得当时我很直率地谈了我的看法，但这个小说的后半部写得很“跳”，竹烟这个女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吴尔芬的残酷与歹毒在这里初具端倪。说实在的，以前没有读过他的中短篇，或者是读过了没有太多印象，去年，编完《中国霜妇的日本存折》，我曾经玩笑道：吴尔芬，你倒底追过女人没有？！他白了我一眼：没有追过我老婆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我的意思是他对女人太残忍了，哪怕面对已经苟延残喘的老弱病残者都毫不留情，我甚至怀疑他对女性有偏见。后来读了他在《中国作家》上发的《九号房》，再后来在电脑上一口气读完他另一个长篇小说《桃花劫》，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偶尔会说“肥而不腻”的准政治笑话的家伙要冒尖了。但那天我在他家里仍然比较直率地与他谈到文学乃至艺术的审美问题，这倒不是所谓的“笔下没有一个好人的问题”，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再说好人坏人实在是幼稚可笑。我很想与他探讨的实际上是，我自己思考了很久的现代作品乃至后现代作品要不要有美感的问题，将人性弱点和社会的丑陋极致化甚至漫画化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艺术作品表现的全部或者是永恒的主题？！

吴尔芬说，在他看来人都是有罪的，人有原罪是一个古老的宗教话题，罪与罚作为文学主题并不新鲜。传统的写罪与罚的作品一般都比较沉闷，吴尔芬最要命的是将它们写得鲜活可读而且具体可感。《九号房》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每一个细节都像锋利的刀片，读完小说你得承认作为人你已经遍体鳞伤，这个小说结构十分缜密，环环紧扣，压得让人气都喘不过来，当然，这种设计得太过巧妙太工整的结构同时也是作品的一道硬伤.

《桃花劫》依我看来是一部犀利的、现代生活的残酷寓言，用一句老话来说，讽剌世人太歹毒了些。这可能是一部迄今为止写民间标会写得最到位最强烈的作品，小说的现实生活感极强，为什么要说它是寓言小说呢？在这里，吴尔芬精心构筑了具有浓厚象征意蕴的三姐妹与一位性变态的男性的情受纠葛故事。这位男性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具备与女性作爱的能力，民间聚敛的巨款在他面前潮水般涌来，又潮水般退去，这位会写诗的男性无论是一文不名或者腰缠万贯，这个痼疾永远纠缠着他的肉体更困扰着他的灵魂。就像比喻永远是蹩脚的一样，细心的读者仍然要挑剔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为了表现作者的某些理念，小说中的个别人物形象过于扁平甚至有些类型化，所以我说它实际是一个寓言式的小说。这个富有象征意蕴的性爱故事其实只是一个载体，在这个载体上表演的是当下社会人们在金钱的奴役下形态各异的疯狂与堕落。

在吴尔芬作品中往往连替罪的羔羊都是有罪的，有罪的人常常是自己把自己给毁了，有罪的人在形而下欲望的驱使下要么如狼似虎，要么萎琐可笑，美在贪婪的欲念面前苍白无力，人在贪婪欲念的驱使下发狂变态如洪水猛兽，道德固然不堪一击，新的游戏规则亦喜怒无常……在吴尔芬这些尖刻歹毒的笔墨后面，往往贮藏着深深的，近似绝望的哀伤。

那天我望着他手头一叠厚厚的关于民间标会的材料，心想这个嬉笑怒骂的家伙实在是有立场、有思想甚至可以说是有责任感的作家，与某些肉麻当趣、嗜痂成癖，甚至将罪恶当作勋章的人不是一回事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只能希望在这个世界上，那些陷于迷失的灵魂越来越少！”“在这样一个追求肉体享乐的年代，作家人格的力量更不能削弱，更不能认同疯狂与残酷、颓废与绝望！”

与铁桶一样令人窒息的《九号房》相比，我个人认为《桃花劫》的寓言式结构还是隐隐透出了一些亮色，这些亮色不是用“写了一个或者两个好人来”来表现的，它来源于作者内心深处对真理的希翼和对美的渴望。

 泓莹，本名王莹，当过知青，教师，现为文学杂志编辑，业余写一点小说、散文，偶尔也对别人的创作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