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学生证的号码，我和老万开始填写学生的学生证。做这种事很枯燥，又不能出错，写得烦了，我就去外面走一走。有一次我特地带了相机来到锗原的铁路，边走边照相。

      有时我会和老万聊天。
      老万说：“我有个朋友的儿子，和你得的是同样一种病，死了。”
      我说：“我当时整整昏迷了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我什么都不知道。”
      老万说：“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我说：“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每个夜晚都失眠，只睡着四五个小时，还有我丧失了味觉，吃东西尝不出任何味道。”
      老万说：“吃东西尝不出味道？吃东西有胃口吗？”
      我说：“有胃口，感到吃什么都好吃。我刚学吃饭时，一顿饭要吃二个半小时。”
      老万说：“吃二个半小时？”老万笑了。
      我一直想向陶副主任问以前的同事阿柔的情况，一直没有机会，这回我决定问老万。
      我说：“你知道我们学校以前的阿柔老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老万说 “病好了，他老婆说，出去找妹仔玩了。”
      我说：“他不是鼻咽癌吗？”
      老万说：“发现得早，治好了。”
      我想，阿柔比我幸运。
      有一天教务处钱主任说：“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我来到隔壁钱主任办公室。
      钱主任说：“你是专门在教务处做事？还上课吗？”
      我说：“我还上课，在教务处是兼做的。”
      钱主任说：教务处工作很忙，需要两个专职人员才行。”
      我说：“我喜欢上课。”
      钱主任把统计表打印出来给我，说：“你要进行每四周的全校教职工四项统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问我。
      钱主任说：“现在在哪个办公室？”
      我说：“在三楼的办公室。”
      钱主任说：“你最好是搬下来，到一楼来办公。”
      我说：“好的。”
      其实我心里没有去一楼办公室的打算。
      写学生证的事忙了约一个星期结束。我舒了一口气。
      有一天老万把一沓学生的学籍卡和学生证分好班后对我说：“你把这些学籍卡和学生证送给高一的各个班主任，交待他们发下去给学生核对，再收上来，在12月20日前交给教务处。”
      我说：“在打卡室写个通知叫班主任自己来领不好吗？”我性格内向，再加上我病后有社交恐惧症，我不愿去接触各个班主任。
      老万说：“不行的，很多班主任不看黑板的。”
      没有办法，我只好搂着几个班的学生学籍卡和学生证来到三楼。
      我在隔壁办公室看到了一班班主任阿秀，我就把一班和二班的学籍卡和学生证放在她桌面上，对她说：老万交待，学生证发下去给学生核对，学籍卡填写打勾的项目，在12月20日前收上来交给老万。”
      阿秀说：“好的。”
      我说：“阿林不在，等下你交待阿林，好吗？”
      阿秀说：“好的。”
      我又拿高一（7）班的学籍卡和学生证来到英语办公室。
      我对坐在办公室里的阿静老师说：“老万交待，发下去给学生核对……”
      对方说：“我不是班主任。”
      这时我才知道我弄错了，我把阿静和阿树两个英语老师搞混了。她们两个英语老师刚分配来时我是分不清楚谁是阿静谁是阿树的，但到了2008年阿静和我一个办公室，我已经能够区别她们了，但经过近两年时间，我又区别不开了。还好，当时没有其他老师在场，不然我会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