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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网民离开互联网就一定要变得苍白无力，作为公民，面对公共事务，他们本应同样有力啊？

尽管有关部门试图以网友调查来化解网民压力，但总之是体现了网民群体的巨大民意力量，而这种民意力量，却不应仅仅存在于网民当中。有公众的地方必有民意，中国有十三亿人口，网民充其量不过两亿，为什么却会被如此重视？这只能归因于互联网的先进技术使他们有了表达群体意见的优势，互联网给予了他们表达权。而互联网的这种特权又反衬出其他民意表达出口的匮乏，事实上，现实中本有很多比互联网表达民意更有力的工具：比如选票等。

云南青年李乔明在看守所因躲猫猫受伤、不治而亡一事发生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网络舆论聚焦。2月19日，“躲猫猫”事件峰回路转。云南省委宣传部在网上发布公告，邀请网民和社会人士参与对“躲猫猫”事件调查。2月20日上午，包括8位网民在内的15人调查组前往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并于当晚完成调查报告。

报告详尽记录了“躲猫猫”调查委一天的工作，对在十多个小时里所听到、看到的东西有都如实记录。但调查委表示，报告绝不可能是让“躲猫猫”事件“解密”或者“真相大白”的文件。

这一结果或许会使一些对网民调查充满期待的网民失望，但却是一个合乎现实逻辑的结果。对于一个充满争议的公民非正常死亡案件来说，要查清真相，即便完全中立的、高度专业的司法调查组恐怕也要费些时日，更别说这些非专业的网民。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网民们更象去视察或者参观，而不是专业意义上的调查，他们参观了事发现场，却没有权利会见在押嫌疑人、浏览监控录像......，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记录下十多个小时的所见所闻而已。

在我看来，云南有关部门征召网民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确实体现了对网络民意的某种重视，但却并非对网络民意正面应对。在网上，人们呼唤的是司法公正，是事件真相，是对“躲猫猫”本身的质疑，很少人表达过要到现场看一看的愿望，有关部门做到程序正义、调查公正，以最快速度把公众的种种质疑解答清楚才是对民意的最大重视。而请网民到现场调查，就好比足协请抱怨国足战绩的球迷到国足训练场指导训练，其潜台词是：怀疑我的能力，你上场踢下试试。这种方式作为正规调查的补充也无不可，但要谨防其成为有关部门对民意的挡箭牌，或敷衍塞责的方法。

由于调查未能接近事情真相，参与调查的网友深有感触：“在网上可以呼风唤雨、制造流行的网友，在现实确实那样无力”，这种感受有其真实的一面，但也存在误区。这几个网友的无力感是真切的，但却不能将之沿用的“网民”身上，从网络走向现实后，几个网友已经不能代表网民力量。网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是群体的、匿名的、无私利的、充满质疑精神的，这些特点使他们能够“呼风唤雨、制造流行”，而走向现实的几个网友，却是个体的、实名的、有各种计较的、态度合作的，他们可能是无力的，但网民群体，依旧充满力量，他们将会持续关注对“躲猫猫”事件后续调查。

但问题是，为什么网民离开互联网就一定要变得苍白无力，作为公民，面对公共事务，他们本应同样有力啊？

尽管有关部门试图以网友调查来化解网民压力，但总之是体现了对网民群体巨大民意力压力的某种重视，而这种民意力量，却不应仅仅存在于网民当中。有公众的地方必有民意，中国有十三亿人口，网民充其量不过两亿，为什么却会被如此重视？这只能归因于互联网的先进技术使他们有了表达群体意见的优势，互联网给予了他们表达权。而互联网的这种特权又反衬出其他民意表达出口的匮乏，事实上，现实中本有很多比互联网表达民意更有力的工具：比如选票等。

民意和民意的表达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没有表达，也就无所谓民意。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多次提及须明确保障的民众的四种权利,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网民因其强有力的表达方式而受到特别对待，这实际上是表达权的胜利。这提醒我们，要鼓励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必须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表达权，这种表达权即体现在互联网上，也体现在媒体上，当然，更体现在人民民主选举的选票上。